中国基督教纪事（近、现代部份）
汉芮编写
一、近代的基督教
宣教准备时期(1807-1860)
19世纪00年代
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英国伦敦布道会派遣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
-1834)到中国传教，基督教新教由此传入中国大陆。由于清政府严禁传教，自
1809年起，他供职于澳门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一边工作，一边传教著书，编著宣
教小册子。[唐1993,周1997,王1959]
19世纪10年代
1810年(清嘉庆十五年)，马礼逊开始将《新约全书》译为中文，并刻印《使徒行
传》中译本。1813年，《新约全书》中译本在广州问世，发行2000本。[唐1993
,周1997,王1959]
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嘉庆皇帝重申传教、习教治罪条例，并对禁教不力的官
员规定处罚条例。各地官员深恐受责，纷纷认真查办，结果发现全国各省都有潜
入的传教士。于是，驱逐传教士，惩罚教徒的案件时有发生。但天主教仍在社会
基层的民众中传播。至1840年，秘密进入内地的外国传教士约30名，信徒约20
万人。[李1998,唐1993,周1997]
1813年(清嘉庆十八年)，英国伦敦布道会派遣传教士米怜(WilliamMilne,1785
-1822)入华。在他的协助下，1819年马礼逊译竣《旧约全书》，并于1823年在
马六甲出版。将《新旧约全书》完整地介绍到中国，马礼逊当推第一人。中国工
人蔡氏三兄弟蔡高、蔡兴和蔡三，还有梁发参与了《圣经》的刻版、印刷和出
版。[唐1993,周1997,王1959]
1814年(清嘉庆十九年)，马礼逊在澳门海滨小丘旁流下的泉水中为第一名中国新
教信徒蔡高施洗。後来，蔡兴和蔡三也受洗归主。[唐1993,周1997,王1959,顾
1999]
1815年(清嘉庆二十年)，东印度公司出资刊印马礼逊历时七年编撰的《华英字
典》，其中所用中文参考书有万卷之多，注释详细，共6册，4500余页，至1823
年间陆续出版。这是第一部汉英字典，不仅嘉惠後来的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
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唐1993,周1997,王1959,林1977]
1815年(清嘉庆二十年)，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主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是
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中文刊物，为中国近代报业之鼻祖。[唐1993,李1997]
1816年(清嘉庆二十一年)，印书工梁发在马六甲由米怜施洗入教，成为第二名中
国信徒。自1810年起，梁发即置生死于度外，帮助马礼逊刻印《圣经》中译本。
1824年，梁发由马礼逊按立为第一位中国牧师，继承马礼逊在广州的传教工作。
梁发著有许多宣教小册子，刊印于1832年的《劝世良言》一书，日後对洪秀全和
太平天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周1997,林1977]
1818年(清嘉庆二十三年)，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中国第一所西式学校“英
华书院”。该校以中英文施教，课程有神学，数学，历史，地理等科，开基督教
在华的现代化教育之先河。1825年，开始招收女生入学。1843年，该校迁往香
港。[唐1993,林1977,李1997]
19世纪30年代
1830年(清道光十年)，美国首批传教士二人到达广州，其中裨治文(E.C
.Bridgman,1801-1861)创办了贝满学校。後又创办并主编《澳门月报》，刊载
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和文化等资料。[唐1993,周1997,陈1999]
1833年(清道光十三年)，郭士立(KarlF.Gutzlaff,1803-51)主编的《东西
洋考每月统纪传》在广州创刊，是在中国境内创办的最早的基督教中文期刊。
1934年，郭士立在广州发起成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以出版书籍介绍西方
文艺科技为宗旨。《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成为该会的主要刊物，每期除刊载各
国志略，地理，天文，新闻，贸易，物价，宗教等内容外，更有不少介绍西方科
技的专论。晚清首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魏源撰写《海国图志》时，就多以
此为参照。郭士立是一个有争议的传教士，他一生主要任职于东印度公司及英国
政府，虽然做了一些传教工作，但也参与了刺探军事情报，这给中国基督教传教
事业造成了极严重的後果。[唐1993,李1997]
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医生(PeterParker,1804-88)
到达广州。次年开设“博济医院”。这是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开业第一年，即诊
治了2152名病人。1838年，成立“在华医药传道会”，英美各差会纷纷响应；
1851年前，先後有17位医生传教士来华；该会由郭雷舒医生(Dr.ThomasR
.Colledge)和伯驾先後主事。至1919年，全国共有教会医院326所。医生传教
士们也向中国介绍西方医学。中国近代医学之建立与发展，是以教会医药事业为
基础的。[唐1993,李1997,林1977,朱1994]
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新约译本《新遗诏书》出版；旧约则于1838至1840年
之间问世。参与这项工程的有四位传教士：英国圣书公会的麦都思(WalterH
.Medhurst),德国传教士郭士立，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C.Bridgman
)，以及马礼逊之子马儒翰(JohnR.Morrison)。[中1989]
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夫妇在澳门创办“马礼逊纪念学校”，
课程有神学，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音乐等科。中国近代第一批留学
生如政治改良家容闳和名医黄宽，即毕业于此。1847年，布朗牧师携容闳，黄宽
等赴美留学。中国近代留学运动，早期传教士开其先路。[唐1993,李1997]
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天主教在中国13省仍有传教活动，西方传教士共有65
名，天主教徒共有30万人。在30年代，大约35%的中国菁英分子受的是教会教
育，90%的护士是基督徒，70%的医院是教会办的。[顾1999,秦1989]
19世纪40年代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在华新教传教士总共20人，代表4个差会，30余年间
收信徒不满百人。传教准备集中在中文文字工作上，如译经，著书，办报；在此
期来华的传教士中，有14人写过中文书刊239种。办学兴医也是为传教作准备的
有效工作。[唐1993,周1997]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英国为了向中国倾销鸦片，攫取中国大量财富，发动
了臭名昭著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和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
约》。条约割让香港，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口通商。随後和美
国签订《望厦条约》，和法国签订《黄浦条约》，把通商口岸也开放给美法等
国，允许建堂传教。这些政治性的条约，有条款涉及了传教的问题。在西方急速
兴起殖民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背景下，同文同种的传教士本已涉嫌，而因人性
的弱点刻意求功，在方法上作了政治性的妥协，把传教置于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之
下。但内地的传教士们对传教条款却忧心忡忡，认为这样做“反而引起当地人民
对教友的注意。在这以前，内地传教士尚可在隐姓埋名的情况下求得太平，如今
反而要受一时的麻烦了。”中国一向以天朝自居，具有强烈的优越感；不平等条
约自然激发了官绅阶层、知识阶层、民众阶层强烈的仇外情绪。传教士来华传福
音的心意是良善的，但脱离了宗教传播的正常途径，虽然传教有了发展的契机，
却使国人在感情上将基督教和西方殖民主义的强权政治等同看待，进而将仇外情
绪发泄在传教与信教者的身上，反而使传教的目标--把中国变成基督的国度--变
得更加遥远；传教也因此蒙受了“帝国主义”的污名。[林1977,秦1989,艾1988
,李1998,顾1996]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英国女传教士阿德西女士(MissAldersey)在宁波创
办女子学校。此後，几乎每一个来华的宣教团体，至少都设有一所女校。1896年
毕业于密西根大学医学院的中国女子石美玉和康成，回国後致力于医疗传道和中
国医学现代化。至1918年，全国有教会所办的女子学校3697所，占当时全国女
子学校总数的52%。中国女子教育之倡导推行，教会首开其端。[魏1978,李1997
]
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英国长老会传教士宾威廉(WilliamC.Burns)来
华，在厦门，汕头一带提倡中国教会自立自养。1856年在厦门的新街，竹树两堂
选立华人长老执事，建立本地教会。[朱1994]
19世纪50年代
1851年(清咸丰一年)，爆发太平天国革命。洪秀全在1843年屡试不中後，重读
梁发所著的《劝世良言》，深受启迪，于是自施洗礼，并和冯云山创拜上帝会。
1847年春，洪秀全与洪仁□到广州，从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I.J.Roberts
)学基督教教义。7月，洪秀全回到广西，与冯云山共同制定宗教仪式和《十款天
条》，以衍变了的基督教教义和中国农民革命的传统相契合，以追求人间平等为
呼号，创立了中西合璧的宗教，是时信徒已达数千人。1851年1月在广西金田揭
竿而起；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其势席卷半壁河山。郭士立修订出版的
新约《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为太平天国采用，广为流传；不过其中甚多删改。
洪秀全对基督教只是一知半解，加以改造利用；当上天王之後三宫六院，只顾奢
侈享受，间或捧起《圣经》随己意曲解和取舍。洪仁旰则于1853年在香港受洗，
在香港伦敦会担任传道人四年，并研习西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
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政治思想家。1859年，洪仁□抵天京，受封为干王。他在
《资政新篇》中提出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建设方案，
由于战争环境此方案未能实施；对拜上帝会的宗教制度和组织，他曾想改良，但
已积重难返。1864年，太平天国在中外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拜上帝会随之消
亡。[夏1999,周1997,朱1994,中1989,顾1999]
1854年(清咸丰四年)，英国福汉会传教士戴德生(JamesHudsonTaylor,1832
-1905)抵达中国，身穿中国服装传教并行医。因不穿洋服遭到同侪非议，他答辩
道：“我们不单要穿他们的服装，更要尽可能追随他们的习惯。中国可能是世界
上信仰最自由的国家了，他们反对基督教的唯一理由是说这是洋教，会使信徒模
仿外族。然而基督教必须带有洋人色彩吗？神的话并不需要洋风，人的理性亦
然。我们不是要使他们变为别国人，乃是要他们归依基督。”1857年，他脱离福
汉会，成为自立传教士。[艾1988,中1990,周1997]
1858年(清咸丰八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後清政府与列强缔结《天津条约》；1860
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条约有条款允
许传教士进入内地各省，并要求官方保护传教士乃至教民。条款在执行过程中造
成了传教信教受外国保护的现象，中国人仇教的情绪日盛，教案屡生；更不幸的
是西方列强亦蓄意利用教案，以实现他们侵略中国的目的。造成如此不良的结
果，实非教会的本意。传教士绝大多数是具有献身精神的福音使者，在传福音和
进行有益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同时，相当一部分传教士真诚地反对侵略；还有传教
士拒绝利用“传教宽容条款”赋予的治外法权，如戴德生要求内地会成员无论如
何不诉诸本国政府，虽遭杀害也不接受清政府赔款。进入内地的传教士历尽艰
险，开荒传教士在传教区平均只能存活7年。[林1977,朱1994,王1959,艾1988
,董1992,许1993,顾1996]
教会创建时期(1860-1899）
19世纪60年代
1860年(清咸丰十年)，自1807年以来，英美各传道会派遣入华的传教士共224
人，新教信徒从6人增至2000人。[顾1996]
1860年(清咸丰十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J.Allen)抵上海。
1868年创办并主编《教会新报》周刊，1874年更名为《万国公报》，变为政
治，经济，科学和宗教的综合性刊物，针砭时弊，如宣传禁烟，提倡女权和女子
教育。在甲午战争後，宣传中国维新变法。[中1990]
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英国基督徒傅兰雅(JohnFryer)来华，任职于主持江
南机器制造局附设翻译馆。在华30余年，共译书129种，其中自然科学57种，应
用科学48种。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一方面有传教士的传播之功，另一方面也有
赖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提倡和努力。1876年，傅兰雅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科技学
校“格致书院”，授课章程由傅兰雅所定，中国学者王韬、徐寿等鼎力相助。[魏
1978,李1997]
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Legge)译《四书五经》在
1861-1871十年间陆续出版，其译本至今仍是西方汉学界公认的经典之作。当十
九世纪欧美沉醉于“白人优秀论”的谬误，视中国为黑暗与野蛮的象征时，传教
士中的学者们以其介绍的中国文化，为中国辩护，影响较大的还有美国传教士卫
三畏(SamuelW.Williams)的著作《史前中国》，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的著作《自西徂东》等。[魏1978]
1864年(清同治三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Mateer)在山东登州创
办教会学校“文会馆”。初创时只是一所小学，10年後升格为中学，又过10年升
格为大学，其发展之快和成绩之显著，为早期教会学校之首。狄考文极力主张实
施“完整的教育”，即“要对中国语言文学、数学、现代科学以及基督教的真理
有个良好的理解。”至1876年底，英美新教教会开办的学校已达350所，学生
5917人。最初，教会学校的生源多为穷苦人家的子女，士绅之家对教会学校不屑
一顾。但教会学校以新颖的教学方式、注重实用的教学内容，赢得了良好的社会
声誉，成为趋时求新的学子的首选，连士绅之家也愿意送子女前往读书了。[陈
1999,夏1999]
1864年(清同治三年)，何进善在广东佛山成立自立教会，1870年完全由中国教
徒捐款、捐工建造了第一座“三自”教堂。何进善早年毕业于英华书院，1846年
被按立为牧师，是继梁发之後的第二位中国籍牧师。他为人“端和俭朴，不议人
之非，不矜己之能”，为传教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顾1999,查1983]
1865年(清同治四年)，戴德生创立跨宗派的内地会；同年发表著作《中国的精神
需要和要求》，呼吁传教士来华传教。内地会由一群热忱而有爱心的传教士自由
组成，吃苦耐劳，不避艰辛，除信守基要真理外，并不象其它宗派执著于某些观
点；他们所持守的严格的属灵原则至今仍是中国教会的祝福。内地会的另一特色
是建立教会後，以自立自传自养为目标，不接受外来的津贴补助,为基督教在中国
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榜样。他们深入内地传教，在短短的十多年里，将福音传到
19个省，并深入到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直至新疆西藏。[林1977,艾1988,中1990
,周1997]
1869年(清同治八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
-1919)来华，次年抵上海。1890年任天津《时报》主笔，宣传维新变法。次年
任基督教文字机构广学会的总干事达25年，出版宣传基督教和传播西学的书刊。
[中1990,唐1993,魏1978]
19世纪70年代
1870年(清同治九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从鸦片战争起，全国发生大小教案
400余起，大部分集中在19世纪60-90年代这30年中。外国传教士、中国传道
人常遭殴打、哄逐；信徒和家人被歧视，房屋、田产遭损失；有的甚至殉道。各
种反教揭帖、檄文流传，讹言不止，言者不知其妄，闻者信以为真，群情激昂，
聚众问罪；有的地方官绅则怂恿组织反教活动。也有莠民冒充信徒，混入教会
“吃教”，借势欺人，传教士受其蒙蔽，干涉诉讼，引起事端。在所有教案中，
天津教案最有典型意义。早在4、5月间，天津城厢一带就有谣传，说传教士买
通了中国教徒诱拐婴孩至天主堂，修女们将他们杀死，挖眼剖心，制作各种迷魂
药。6月初，天气炎热，又逢时疫流行，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儿童患病而死；
埋葬以後，又被盗墓的人发现；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民间迷拐之事愈传愈
多，街巷为之不靖。6月20日，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人犯武兰珍供出，与天主
堂王三有牵连。于是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6月21
日，官府带人犯武兰珍去天主堂质对，查不出武兰珍所供的罪证及王三其人：
“该犯原供有席棚栅栏，而该堂并无所见，该犯亦未能指实，遍传堂中之人，该
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天主堂教士谢福音到崇厚官署面商日後办法，议明
“嗣後堂中如有病故人口应报明地方官验明後掩埋。其堂中读书及收养之人亦应
报官，任凭查验，以释众疑。”但这时教堂人员已与围观的人群口角起来，引起
抛砖争殴。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要求三口大臣崇厚派兵弹压，崇厚只派了几名巡
捕。丰大业闯入崇厚官署，鸣枪恫吓崇厚，然後咆哮而去。路遇天津知县刘杰，
丰大业枪击刘杰未中，击伤刘杰的一名随员。积愤难忍的群众当场将丰大业及其
秘书殴毙。随後鸣锣聚众，焚毁法国领事馆，并焚毁法国教堂2座、英美教堂3
座，共致死丰大业及其随员3人，法国修士、修女12人，误杀法国侨民2人、俄
国侨民3人；中国教徒30至40人被杀。6月24日，法、英、美、俄等七国公使
联合照会清政府提出抗议，并派军舰进行武力恫吓。清政府先後派曾国藩、李鸿
章办理此案，最後判处20人死刑，包括府县官员在内的25人充军，赔偿白银50
万两，并派崇厚赴法国道歉，始得结案。有史家评“天津教案”是由于“半个世
纪的种族嫌恶，十年来的民族怨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占领天津，以望海
楼皇宫故址为联军议约总部；随後被法国踞为领事馆)，反基督教情绪的滋长，部
分的基于宗教偏见，部分的基于迷信，部分的轻信谣言”。官府与教方未能及时
解释以疏导民情，而丰大业仓猝激变事态，遂演成此一震惊中外的教案。[顾1996
,周1997,董1992,李1998]
1871年(清同治十年)，英国宣教士莫莱士(WilliamH.Murray)来华。他注意到
盲人的惨状，于是献身于盲人教育。他设计出一套适用于中国普通话的点字，供
盲人使用。1874年，他在北京创办中国第一所盲人学校。在莫莱士的影响下，许
多传教士也参与推动盲人教育。他们的努力，揭开了中国现代化社会工作的序
幕。1887年，米尔士夫人(Mrs.Mills)在烟台创办第一所聋哑学校；1891年，
何德医师(DR.E.G.Horder)在广东创办第一所麻疯病院；1898年，嘉约翰医
师(Dr.JohnG.Kerr)在广州创办第一所疯人院。[魏1978]
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加拿大传教士马偕(GeorgeL.Mackay)医生到台湾传
教。他披荆斩棘，踏遍山野平地，为人治病，传讲福音。起初当地人甚至用石头
和刀剑伤害他，他却以坚定的爱和忍耐泰然处之。终于铁石心肠软化了，人们不
再叫他“胡须蕃”，而尊敬他为“马偕牧师”。在传教之外，他还办学校、设博
物馆、开医院。在台工作29年之後，年仅57岁的马偕垂下了辛劳的双手。他曾
在日记上写道：“我要在此立下教会的基石，愿主你今天帮助我。我再一次与你
立誓，就是痛苦至死，我一生也要在此地--我所选择的地方，被你差用，愿上帝
帮助我。”[林1977]
1876年(清光绪二年)，山东旱灾。传教士在上海成立救灾委员会，在山东传教的
李提摩太和倪维思(JohnL.Nevius)在灾区赈济难民，并暂时收养400余名孤
儿。次年，山西发生更严重的灾情，十室九空。传教士李修善(DavidHill)和德
治安(JoshuaTurner)深入山西赈灾，旅行布道，并创办戒烟局。平阳府的中国
学者席子直原有烟癖，受李修善的感召信主，痛改前非，自号为“胜魔”。有
四、五名传教士在救灾中牺牲。灾後，传教士著文分析成灾的原因，并陈述预防
措施。此後的大灾荒，如1888-1889年和1920-1921年的华北五省的两次旱
灾，传教士都在救灾中担任了重要角色。[魏1978,李1998]
1877年(清光绪三年)，在华基督教宣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届全国宣教会议，狄考
文在会议中发表一篇关于中国教育的演说，被认为是宣教史上的里程碑。大会推
举丁韪良(W.A.P.Martin)，韦廉臣(AlexanderWilliamson)，狄考文，傅兰
雅，林乐知等人组成“益智书会”，专门负责教科书，包括数学，天文，测量，
地质，化学，动植物，历史，地理，语文，音乐等科目，成为近代中国教科书之
开端。1905年该会改称“中国教育会”，1916年再改名为“中华基督教教育
会”。1890-1912年间共出版教科书20余万册，惠及全国各地。据统计，1895
年时，教会小学已达927所，中学114所，大学和培训班46个，总计在校学生
21315人，其中小学生16079人，中学生3635人，大学生和培训生1640人。
大、中、小三级学制的近代教育雏形已基本形成。狄考文说，“教会到了哪里，
哪里就有大、中、小学。”中国近代的教育改革，
是晚清以来各项改革运动中最有成效的。传教士的办学之举，尤得民心，而且由
于科学新知的传播，官绅和民众智识大增，对西方事物和宗教逐渐有所认识，因
此官绅士人逐渐退出反教的行列。[魏1978,李1997,陈1999]
1878年(清光绪四年)，颜永京协助施约瑟主教(BishopSchereschewsky)在上海
建立圣约翰书院，并综理该校校务(後该校扩建成圣约翰大学)。1887年，颜永京
出任圣公会牧师，致力于教务，也热心公益，推动禁烟、天足运动。1895年，他
代表中国禁烟总会，赴英美各地演说中国受鸦片之害，谴责英商唯利是图的恶
行，呼吁本著基督爱人如己的心根绝鸦片输入中国。[查1983]
19世纪80年代
1881年(清光绪七年)，山西内地会长老席胜魔在邓村创立福音堂，是内地会最早
的自立教会。席胜魔从事戒烟工作，并创办教会，成为早期中国教会的著名领
袖。他写了许多优美的诗歌，在中国信徒中长期流传，有的还被译成英文。[朱
1994,查1983]
1883年(清光绪九年)，孙中山在香港由喜嘉理牧师(Dr.CharlesR.Hager)施
洗，成为基督徒。次年协助喜嘉理牧师到澳门，香山各地布道。[李1997]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中国劳工许芹毕业于勒恩神学院，受长老会委派前往纽
约华埠拓荒传教。他访问华人商店和洗衣店，了解华人社会的现状与问题，从主
日学入手，逐渐扩及于成人，然後建立纽约地区第一个华人自立教会。[查1983]
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出版机构“广学
会”在上海创立。广学会主要出版传教书刊，後来又“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
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为号召，出版西学书刊。该会发行的《万国公报》
风靡一时，朝野人士，无不阅读，对清末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光绪皇帝等
有很大的影响。1898年，康有为在变法失败，避难香港时曾坦言：“我信仰维新
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中1990,李1997
,夏1999]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在中国内地的新教传教士有1296人，主要来自英美两
国，代表41个差会。也有德国，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加拿大等国传教士在
华活动。新教各主要宗派相继传入，足迹遍及全国。[周1997]
19世纪90年代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上海传教士大会决议出版一本全国通用的中文圣经，务
求做到忠于原文而又文笔晓畅。次年，分别成立三个委员会，负责三种不同文体
的版本：文理，浅文理，以及国语。1904年，《浅文理译本》新约部分出版。
1906年，《文理译本》出版。《国语和合译本》于1906年动工，至1919年出
版，是中国教会普遍使用，最为信徒喜爱的译本。时值中国“新文化运动”，
《国语和合本》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先锋，被誉为最佳的白话文典范作品。[中1989
]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时值中国在甲午战败後寻求
维新变法，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知识更为响往。青年会把握时代的需要，强调德
(宗教)，智(科学)，体(体育)，群(公共卫生)四育并重，号召学生们主动去服务
社会。1902年，他们组织的巡回科学演讲在各地深受欢迎。[魏1978]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在传教士的赞助下，十位西国妇女在上海发起天足
会。早在1867年，有些地方的教会学校就把不得缠足作为入学条件。延续千余年
的缠足陋习，在传教士几十载移风易俗的努力中绝迹。[魏1978]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毕业于密西根大学医学院的石美玉和康成接受美以美
会的差派，以女医疗宣教士的身份回国为自己的同胞服务。初到九江的十个月
中，她们诊疗了2300名病人。1899年，九江妇幼医院落成，石美玉任院长。
1903年，康成在南昌设立新医院。[查1983]
19世纪末，有61个宣教会在华传教，外籍教士达2000人，中国传教士也有1600
人，新教教徒人数近11.3万人；其中内地会在华教士有650名，270个传教
点，教徒约5千人，成为新教在华的最大的团体。天主教教士约400人，教徒74
万人。由于“礼仪之争”的深远影响，近代以来的信徒大多来自民众阶层，这种
情形在19世纪後半叶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更无望改变。俄国东正教很少对中
国人传教，在中国的信徒包括俄国人在内，共约500人。[林1977,艾1988,周
1997,唐1993,顾1996]
教会发展时期(1900-1948)
20世纪00年代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第三次教难：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教难”，绵延
数十年之久的反教风潮达到顶点。1896年，山东一带出现以会道门的骨干和浪迹
江湖的游民为主的拳民秘密社团。1899年，毓贤任山东巡抚，拳民焚毁教堂，抢
劫教民，一切由西洋传入的东西都要灭掉，如拆铁路、毁电报线，甚至洋油灯、
洋火也在灭除之列，毓贤因教案被撤职。袁世凯继任，处死拳民首领多人。义和
拳民流往山西、直隶一带，一直到北京城里。1900年4月，各国驻北京公使联名
照会清政府，限令在最短时期内将义和团剿除，否则各国将派军队前来解决义和
团。被革职的毓贤进京游说，称拳民神通广大，刀枪不入，不畏枪炮，可用来灭
洋雪耻，博得端王载漪和吏部尚书刚毅的赞同。慈禧听信刚毅等的意见，决定启
用拳民；反对的5位大臣被斥为汉奸日後处斩，朝中无人再敢反对。于是慈禧下
诏召拳民入京，改称“义和团”，扶清灭洋。义和团公开仇杀洋人，攻打教堂，
日甚一日。6月21日，清政府正式宣战，义和团围攻京城的外国使馆、教堂。据
载，“京师城内两翼地面，城外五里地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户房产等，焚毁殆
尽。”在朝廷灭尽洋人的谕旨之下，直隶、山西、河南、奉天、内蒙古等地也相
继大举发难，屠杀传教士和信徒。于是列强组成八国联军进攻中国，镇压义和
团，8月14日攻陷北京，解除了对使馆区、北堂和美以美会所长达56天之久的
围困。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据不完全估计，庚
子教难中天主教被杀害的有主教5人，教士48人，教徒18000人；新教被杀害的
有教士188人(其中1/3是内地会的教士)，教徒5000人。幸亏当时两江总督刘
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联合东南自保，不准群众暴动，所属教
会才幸免大劫。历经庚子教难，基督徒信心更坚定，也显出美好的见证来，越来
越多的传教士走向社会，积极倡导和参与了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并投身于20
世纪中国的改革大潮，教会的发展速度数倍于庚子教难以前，迎来了1900至1920
年的“黄金时代”。[李1998,王1959,顾1996,陈1999]
1900年，戴德生为在义和团运动中死难的内地会传教士及其家属万分难过，脉搏
从每分钟80次骤降至每分钟只有40次。但他坚持内地会不要清政府的赔款。
1905年，在巡视各地内地会的途中，他安然归主，葬在中国。[顾1999]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李提摩太首倡用庚子赔款办学，创办了山西大学；美
国传教士率先响应，1911年用庚子赔款建立清华大学。[中1990,李1998]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上海的谢洪赉，俞国桢首先发起中国基督徒会。面对
教案迭起的局面，他们认为“中国信徒宜在本国传道”，先後得到香港，北京，
天津，宁波，徐州，长沙，太原等地响应。1907年，上海成立耶稣教自立会。
1908年，天津成立自立会福音堂。1911年，天津成立中国基督教会。1912年，
北京成立中华基督教会。这些由中国信徒自办、独立于外国差会的教会，在1900
年以前是极少有的。它们是自治、自养、自传的萌芽状态。[朱1994,李1998,顾
1999]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东北大复兴，严寒的北国兴起了中国教会属灵运动。
加拿大传教士顾约拿单(JonathanGoforth)是这次复兴的中心人物。在义和团之
乱平息後，顾约拿单返回河南北部传教，这里反教气氛相当浓厚，戴德生曾嘱咐
他要“以膝代步”(goforwardonyourknees)，无论大小事情，除非先有充分
的祷告，绝不贸然行动。此时，他正不断地从圣经与属灵伟人的传记中寻找复兴
的线索。1907年，他经水路到朝鲜，适逢朝鲜教会的一次大复兴。三周後，他返
回中国，顺道在东北的一些教会中报导了大复兴的见闻。次年春天，他再往东北
领会，在各教会传讲的信息围绕一个主题--“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
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4章6节)，带来了东北教会的大复兴。据统
计，这次的复兴使东北教会的受洗人数，从1907年的1500人骤增到1908年的
3500人。东北大复兴的影响蔓延到中国其它的地区。其後的山东大复兴带来华北
福音的觉醒，也影响了全国各地。[魏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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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芮来自中国大陆，现居北美
中国基督教记事(现当代部分)
汉芮编写
现代的基督教
20世纪10年代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清末的新政、立宪运动，未能挽救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必然覆灭的命运。
中国社会迈进了从精神到形式两方面的剧变之中；中国的城市、政治和人民的观念都在觉醒。伟大的
民主革命家、基督徒孙中山及其革命同志，高举民族、民权和民生的旗帜，推翻帝制，缔造共和，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民国国会议员中的基督徒达60余人，许多基督徒在社会活动中有杰出表现。
《临时约法》规定：国民“一律平等，无族种、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在国
家与宗教的关系上，奉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从受不平等条约保护到受民主共和政体下的法律保
护，基督教突破了长期的困境，为福音的传播带来了有利的条件。可惜这一次革命并不彻底，军阀割
据随后出现，内争外患不已。[顾1996,秦1989,林1977,查1994]
1911年，香港基督教有七大教会，即安立甘会(现称圣公会)、伦敦会(现称中华基督教会)、巴色会
(现称崇真会)、惠师礼会(现称循道会)、礼贤会、公理会、浸信会，信徒有3054人。继道济会自理之
后，又有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在1900年自理，香港浸信会在1901年自理。在九龙半岛的中国信徒伍汉
持因深痛教案辱国，遂创办中国基督徒会，推动街头及乡村布道工作，1905年成立筲箕湾支堂，1911
年自理。自此，港九各教会纷纷实行华人自理计划，1912年圣公会圣士提反堂自理；1914年礼贤会自
理；1916年循道会自理；1927年崇真会自理。这样，香港教会早于1920年代就已完全走上自理的正
轨，并向澳门、国内等地延伸，实现华人传道的本色化。[李1989]
1912年，“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组合”成立，1915年更名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在全国
性统一的组织领导之下，青年会积极推动了超宗派的合一运动。[查1994,陈1989]
1912年，康有为等在上海创立“孔教会”，谋求立孔教为国教。1914年，袁世凯控制国会，通过祀
孔案。袁世凯称帝未久被迫取消帝制，在举国声讨中忧惧而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康有为写信给黎元
洪，谋求确立孔教的国教地位。因有违信仰自由的约法，激起在京和全国基督教会的反击。1917年，
国会否决了立孔教为国教的提案。[查1994]
1913年，在华基督教宣教士在上海举行第四届全国宣教会议，首次有大量中国代表参加，占出席人数
的一半。会议决定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也有一半成员是中国人。中华续行委办会标志着中国基
督教各差会间“合一运动”的开始，它的最大贡献是使教会间的合作顺利进行，在调查和研究方面卓
有成效。次年，续行委办会出版第一期《中国基督教会年鉴》，以后陆续出版各年度的教会年鉴，为
教会和社会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资料。[李1998,顾1999,查1994]
1914年，西方怀疑论传入中国，加以中国原有宗教的回潮，使中国基督教会面临挑战。民族主义的抬
头，使教会受欢迎的程度开始下降。此外，基督教也受到世俗主义的威胁，在有些教会学校里，教育
已经取代了福音。教会虽然在量的方面持续增长，但质的方面却已逊色于1900年为主殉道的基督徒，
很多人只是挂名的基督徒。解放神学削弱了信徒对教义的确信，甚至有些教会领袖也无法清楚交待与
耶稣基督的关系。自东北大复兴以来，一群外国传教士即开始为中国教会的复兴恒切祷告。传教士们
看到，教会中大部分的信徒和领袖只是认同这个信仰而已，并没有真正体验到生命的更新。以前因为
他们在认知、外貌和日常生活上有了改变，就被认为是真的基督徒。到后来他们的真正光景──遵守
教条却没有生命──才完全显露出来。心痛之余，主的仆人们只有祷告，把一切交给主；并积极教导
信徒读经和赞美神，为复兴奠定根基，因为“圣灵使用神的话”，等复兴来临之时，一定需要大量熟
知神的话语和祷告的人。[玛1990]
1914年，“中国万国改良总会”成立，前身为1908年成立的万国改良会中国分会。该会的宗旨是“联
合众力，改良不善之风俗，摒绝无益之嗜好，增进社会之幸福，扶助世界之进化，高尚人类之知识，
拯救平民之困苦”，劝导同胞戒烟酒嫖赌，不早婚，不缠足，不纳妾，不买奴婢，不为不正当的营
业。改良会全力推动的禁烟运动收效最宏，民国初期，全国有14个行省禁绝烟毒。[查1994]
1915年，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FredericLebbe)带领天主教徒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同年，为了提高民众的民族意识，他创办了白话文的《益世报》。9月，法国领事企图强占天津
老西开地30余亩，天津人民组织“维持国权国土会”与法人对抗。次年，雷鸣远以天津教区副主教的
身分支持中国民众。10月，法国士兵强行驻进老西开。雷鸣远与天津爱国士绅共商对策，建议天津租
界的中国人联合罢工罢市，使租界陷于瘫痪。法国政府不得不归还老西开。为此雷鸣远被法国主教逐
出教区，1920年被遣返回比利时。1926年他再次来华，次年加入中国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带领中
国信徒180人组成救护队，救死扶伤，转战于抗日前线。1940年6月，他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为中
国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是他一生的目标和实践，他是中国天
主教本土化的先驱。[中1990,李1998]
1917年，全国的教会医院已达264所。同年，“中国基督教博医会”和“中国医学会”在广州举行联
合会议，总结前几年的医疗工作，并积极推行预防传染病、禁止吸食吗啡鸦片、提倡清洁运动与公共
卫生的事业，取得不凡的成绩。[查1994]
1918年，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开始对中国基督教及有关中国国情进行周密详细的调查研究
，各差会负责人及150多位通讯员参与其事。1921年完成了大型报告书《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
业统计1901-1920》，1922年2月出版。该调查报告包罗了中国在20世纪前20年中的全部国情，是一
部了解辛亥革命前后20年间中国国情的详尽资料。[李1998,顾1999,查1994]
1918年，在华的教会学校计有幼稚园15所，初级小学5276所，高级小学575所，中学233所，大专院
校28所，师范院校56所，神道学校31所，职业学校40所，孤儿院49所。中国著名的13所基督教大学，
均早于1917年前成立。[李1997]
1918年，蔡苏娟发起“中华国内布道会”，派遣华人宣教士进入云南、黑龙江一带传福音。[林1997]
1918年，基督教新教教徒从1901年的8万人增加到35万人。这一时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大增；仅美
国通过“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派来中国的传教士就达2500余名。1901年有传教士1500人，1914年
激增至5400人，至1919年新教共有传教士6636人，遍布各省693个传教点。57%的传教士分布在沿海地
区，27%分布于长江流域，17%分布于其它内陆省份。天主教在这一时期也获得长足的发展：信徒从
1900年的74万人增长到1920年的199万人。1920年，外国神父达1500余人，中国神父增加到1000人。
[顾1996]
1919年，五四运动。它使1917年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出现新的格局，完全否定传统儒家作为重建中国的
基础，希望以科学和民主来建立一套全新的文化体系，使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科学、教育
产生新的转变和改革。新文化运动排斥基督教，却将西方众多的人文主义思潮引入中国，试图从中寻
找出路，社会仍然一片混乱。同年，李大钊、李石曾等人创建“少年中国学会”，1920─1921年学会
展开宗教问题的讨论；其定论是科学万能，宗教是反科学的，现代社会不需要宗教。此时，知识分子
反基督教就不仅仅因为它是“洋教”了，而且更是因为它“不具有科学性”。这场讨论因为它的时代
背景而意义重大：新文化运动的初旨是追求民主与科学的西方文明，但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而1919年的“巴黎和会”竟无视中国主
权，决定让日本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更使中国知识分子悲愤、失望，中国依然没有摆脱西方
列强的欺凌。知识分子受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鼓舞，转而寻找更为激烈的救国之路。1919年7月，苏
俄政府宣布废除沙俄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社会主义思潮对知识分子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
反基督教被认为是反帝反资的一部分。于是，另一场非基督教的教难便不可避免了。1921年，中国基
督教青年会的顾子仁曾作出如此的述评：“中国现在是处在十字路口，一个纯唯物的路线，是一条最
没有阻力的路线，今后十年内中国发展的方向将获得如此巨大的推动力，任何人想影响它向前的冲
击，将是困难的。”但基督教界对此时代的思潮并没有潜心研究，而是深感困惑：自利玛窦起即有以
传播科技为传教之媒介的传统，而基督教及它所办的文教事业也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主张民主，反
对专制；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反对不平等、不自由和禁锢人个性发展的思想。这一切不正
是与五四运动所呼唤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相符吗？但为什么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甚至包括许多教
会学校的学生，要群起而反对基督教呢？原因大致有四：一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之下，中国救亡的迫
切任务压倒了民主与科学的呼唤，中国基督徒也和中国人民一起经受了民族觉悟和爱国热情的洗礼。
二是当时的国际思潮如科学实证主义、进化论和共产主义等方兴未艾，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
一种对科学的迷信和对暴力革命的向往。三是人们没有把基督教和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区分开来，而
是因中国近代以来所受的屈辱表现出对基督教的敌意，认为反教是救国的行动，造成了历史的误会。
四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基督教的本色化尚在草创阶段，从整体而言中国基督徒主持教会事务为数
极少，基督教还没有脱去“洋教”色彩，在社会上少有认同。[林1996,赵1997,李1997,顾1999,谢
1997,查1994,陈1989]
1919年夏，有“基督将军”美誉的冯玉祥邀请顾约拿单到他的军队中布道。11年前，冯玉祥和他的
军队都是信假神的，后来他信了耶稣基督，他的军队中很多人也成为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军队，不拿
老百姓一针一线，经过街上时唱着圣诗，老百姓称之为“天兵”。顾约拿单在冯玉祥将军的军队里工
作了整整一年，共有4000多名士兵受洗。[何1985]
1919年12月，中华续行委办会召集全国中西教会领袖117人在上海举行会议，讨论“基督教会如何最
有效地协助中国？”会议一致认为建设中国必须依赖基督教的灵性力量，有基督教灵性力量的投入，
建设新中国当更完美。于是，会议发起“中华归主运动”，作为教会对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科学
主义思潮以及民族主义思潮的回应。“中华归主运动”的主要措施是“布道远方”。次年，超宗派的
“中华国内布道会”成立，与“中华归主运动”相呼应，推动全国性的布道工作。[查1994]
20世纪20年代
1920年1月，北京的知识分子基督徒组成了“生命社”(原称“北京证道团”)，其成员有赵紫宸、吴
雷川、徐宝谦、刘廷芳、余日章、诚静怡等，以《生命》为论坛“回应新文化运动的挑战，并见证基
督教真理的力量与能力”。生命社对新文化运动的回应大致有三类：一类主张用批判的精神来对待中
国基督教，对其现存的体制化的教会进行批判性的审察；一类主张中国基督教应自我调整以适应新文
化；一类主张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生命社对1922-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也作了迅速而猛烈的回应，
坚称中国基督徒真正是爱国的。生命社致力于“本色化神学”的创建，但它用基督教自由派思想改造
中国社会的尝试却显然失败了。[林1996,李1998]
1920年，石美玉在上海组织伯特利会(BethelMission)和伯特利医院。17年之久，她主持伯特利医
院的护士训练，闻名全国：她亲自带圣经班，给训练班灵命与知识并进的教育，希望护士离院时都成
为传福音的护士。[查1983]
1920年夏，王明道撇下做政治家的雄心，毫无保留地顺服神的旨意。他不再用“永盛”一名，改称
“明道”，意为“愿神用我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他的真道。”他以“明道新民”为己任，
盼望成为一位“人心改革家”，复兴中国教会。1921年初，王明道听居留北京的瑞典信徒毕胜道
(EricPilquist)介绍因信称义的道理，使他明白救恩之道不是依赖行为，乃是接纳基督牺牲代赎的
功劳。他明白信徒的善行不是救恩的根，乃是救恩所结的果，这个神学上的次序是永远不能颠倒的。
从此他对救恩有了把握，他的信仰“又有了一个大的转变”。经历了圣灵更新、洁净的作为，王明道
成为优秀的解经家、新生命的先知和严格顺服神话语最高要求的信徒。[林1982,王1985,玛1990]
1920年至1929年，季理斐担任广学会总干事，接替1916年离华返国的李提摩太，带领广学会走过五
四运动后“非基督教运动”兴盛的一段关键岁月。是时，各省大学业已成立、华资出版社及报馆业已
兴办，译介西学的工作已由留学归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承担，社会启蒙的工作已初具规模。季理斐看到
中国教会势必由中国信徒来领导，造就本土教会领袖刻不容缓，于是将广学会的出版重心转移到对中
国教会的造就上。他领导广学会全力译介西方教会的圣经注释、研经工具、灵修心得、信徒传记等方
面的名著，其中有超过1000页的《圣经辞典》和最早的一套中文《圣经注释》，深受教会欢迎。民国
初期，为加强民众对公民责任、社会公德的认识，广学会也致力于公民教育，先后出版《公民与社会
的研究》、《共和的意义》、《自尊的意义》、《秩序的意义》、《平等的意义》、《自由的意
义》、《婚姻的意义》、《爱国的意义》、《劳工的意义》、《学校的意义》等书籍。[魏1998,李
1997]
1921年，谢洪赉(庐隐)发表《基督教与科学》一书，答复一些从科学角度反对宗教存在价值的批
评。他指出基督教和科学各有其界限与功用，“科学本无解释宇宙之能力，亦不能为道德之基础”，
基督教与科学不但没有真正的冲突，而且应该相互结合，成为宇宙间统一的真理。谢洪赉早期的著作
《修学一助》曾对王明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王明道回忆道，读了谢洪赉的《修学一助》，“我开始
明白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责任。我开始恨恶一切的罪恶不义。我开始羡慕圣洁良善的人生。”[林
1982,王1985]
1921年，中国基督徒留学生晏阳初自美国返华，推行平民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就赴法国在
华工中开展识字教育等活动。回国后，他认为国内文盲多，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前途的大事，于是投
身于平民教育，编写教材《平民千字课》。1924年，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
初任总干事，后在各县建立分会，开展扫盲工作。1930年，又有基督教识字运动与平民运动相配合。
这两个运动深入民间，大大消除了民众对基督教的误解，参加礼拜的人也多起来。教会主日学也推进
了识字教育：1900年后，全国所有的教会都设立主日学，目标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能读《圣经》，
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是不识字者的教师”。经过多年的努力，信徒中能读《圣经》的男子占60%，妇女
占40%。[李1997,陈1989]
1921年，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乡村自立教会“耶稣家庭”(原名“圣徒信用储蓄社”)在山东成立。
敬奠瀛是“耶稣家庭”有恩赐的领袖。加入耶稣家庭者“必须舍家、破产”，参加生产劳动，更重要
的是追求美好的信仰生活。抗战时期，耶稣家庭发展十分迅速。至1948年，有127处耶稣家庭，大部
分在华北各省。[顾1996,金1977]
1921年，担任海军大副的王载在灵修时读到以赛亚书52章11-12节：“离开吧，...要从其中出来，
你们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务要自洁。”他深受感动，觉得这是上帝对他的呼召，于是离开海军，凭信
心出来传道，成为中国“自由传道人”的第一人。王载与福州三一书院的倪柝声、王峙、缪绍训、陆
忠信、魏光禧组成团队，向福州居民传福音，并成立“基督徒聚会处”，成为国内教会走向自立、自
传、自养教会的先锋。英国女传教士和受恩(MissM.E.Barber)给他们灵性上的帮助极大，她是倪
柝声接触西方神学思想的主要桥梁。8年之久，他们互相砥砺、彼此扶持，传教工作发展迅速。后来
他们各自发展，也多有建树，王载、王峙兄弟在国内布道，缪绍训在菲律宾，陆忠信在星马，魏光禧
在香港，倪柝声则以“地方教会”运动闻名于世。他们对此后数十年教会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查
1983,林1985]
1922年，罗马教廷任命意大利人刚恒毅为教宗代表来中国；他的来华意味着法国保教权的结束。他
说：“我来中国不是为了配合外国政府的政策，而是传扬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1926年9月，刚
恒毅率赵怀义等6人赴罗马，参加教皇庇护十一世在梵蒂冈为他们举行的祝圣典礼。他采取了一些措
施促进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30年代，中国天主教会已拥有23名中国主教、1600名中国神父、3600名
中国修女。刚恒毅说过：“凡是善良的文化都很容易自然地与基督化的生活相吻合，且从它那里获得
充足的能力，以确保人格的尊严和人类的福祉。”[李1998]
1922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发展到达顶峰，此时全国有市青年会40处，会员达53800余人；校青年会
有200处，会员达24100余人，外籍干事95人，中国籍干事87人。但1922年出现的“非基督教运动”对
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有所影响。[陈1989]
1922年4月4日，“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此为首次在中国地区召
开的全球性会议。来自世界32个国家的基督徒学生领袖以及其他学者与作家共764名代表出席了会
议。会议分组讨论了国际与种族的和睦，基督教与社会及实业界之改造，如何向现代学生宣扬基督教
等问题。大会在顺利和谐的气氛下举行，8日圆满闭幕。只是大会引发了日后骇人听闻的非基督教运
动，诚属不幸。[查1983]
1922年，第四次教难：非基督教运动(第一次高潮)。“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即将在北
京清华大学召开的消息传出，引起轩然大波。3月9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宣言，称宗教与科
学不能并存，基督教不但违反科学，更是资产阶级掠夺压迫无产阶级的恶魔。4月9日，在世界基督教
学生同盟闭幕日，北京大学举行了一次反基督教的示威集会。随后，南京、广州、厦门、武汉、长
沙、杭州、福州、芜湖、天津、保定等地先后成立反基督教组织，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非基督教运
动。《生命》月刊转载了“非基督教同盟”的反教宣言，并指出该宣言“只凭意气，不讲道理”，不
像是出自“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之手笔，其攻击无损于基督教。浸信会的《真光杂志》也较
有份量地批驳了反教言论。[王1959,李1998,林1996,李1989]
1922年5月，全国基督教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重点讨论了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主张，并肯定了本色
教会的重要性，指出中国教会的前途在于“合一、本色与成圣”。会议将中华续行委办会改组扩大为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并发表关于本色化的《教会的宣言》。支持中国教会自立的传教士不乏其
人。1924年，诚静怡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李1998,查1983]
1923年，面对非基督教运动的挑战，吴雷川等组成“真理社”，并出版《真理周刊》，力倡有中国风
格的基督教。[查1983]
1923年，第一次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会议在杭州召开。“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正式成
立，并以《女青年报》为会刊。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宗旨是，“团结中国少女和妇女，根据耶稣基
督的教训，推进德、智、体、群四育，服事上帝，服务祖国。”[陈1989]
1923年，内地会三位女传教士盖群英(MildredCable)、冯贵珠(EvangelineF.French)、冯贵石
(FrancescaL.French)踏上丝绸古道，进入大西北传教。冯贵珠和冯贵石是一对姐妹，姐姐冯贵珠
于1893年来华，义和团之乱时在山西险遭杀害；妹妹冯贵石于1909年也来到山西传教。盖群英年纪最
轻，1902年到达山西，从事妇女教育方面的工作。她们三人同心同工，在山西教会服事。因听说甘
肃、新疆还有许多没有听闻福音的地方，三位人到中年的女传教士心就不平静了。她们联名要求差会
改派她们到大西北去，经过一年多的等候，终于获准。她们以河西走廊上的酒泉为基地，每年8个月
西进布道。西北的集市人多，她们就到处赶集，把各种语言的圣经送给有兴趣的人。她们是最早穿越
戈壁沙漠的西方妇女，每次外出布道，总有丰收，例如有一次，她们走过12座城市与无数的村落，进
入大约2700户住家和帐篷，举办650多次聚会，送出4万册以上的圣经。[魏1998]
1924年，非基督教运动(第二次高潮)。4月，广州圣三一学校开除学生领袖引起非教风潮；8月，在
上海重新组织了“非基督教同盟”，其宪章把基督教当作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把矛头指向一切基督
教的组织、人员及其事工，认为基督教在不平等条约的卵翼下已经发展成阻碍民族解放的特殊政治势
力。1924年圣诞节前后，至少有13个城市发生了反基督教的游行示威。[李1998,王1959]
1924年8月，王明道赴山东德县参加夏令营，会中有一位新神学派传道人谬讲圣经道理，王明道怒不
可遏，当众抨击他轻视圣经的地位、曲解罪恶的意义，而且否认基督救赎的工作。这是他首次公开对
新神学派宣战，是他早期事奉经历中的高潮。王明道在1954年撰写的《发烈怒的摩西》一文中说：
“这二十九年之久，我不但从来没有因为那次发怒后悔，而且我对那些背道的理论越来越深恶痛绝，
神赐给我的恩典与能力越来越增加。”中国教会的新神学派犯了西方自由派所犯的过失。他们重视时
代的心态过于圣经的权威，将科学和理性凌驾在神的启示之上；他们既然采取了一个圣经以外的标准
去判断圣经的正误，他们的释经方法便无法保持圣经启示的整全性。他们不信耶稣的神性、神迹的历
史性、创造论、救赎观、主的再来、三位一体等教义，经他们处理过的基督教信仰已经改变了本质，
诚如王明道所说，他们传的是“别的福音”。[林1982]
1924年，余家菊等发起“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成为非基督教运动第二次高潮的主要方向。余家菊
着文指斥教会教育的三大危害：教会教育是侵略的；基督教制造宗教阶级；教会教育妨害中国教育之
统一。[赵1997,李1998,顾1999]
1924年，鉴于非基督教运动的教训，中国天主教召开“中华全国公教会议”，会议建议尽快成立一
个自立的中国教会，并划分了自立传教区。此后，中国天主教传教区陆续移交中国神职班管理。[李
1998]
1925年初，王明道在自己的家中开始了家庭聚会，参加的人逐渐增多。他常被邀请到各处讲道，25到
26年间，先后到过南京、杭州、上海、苏州、天津、福州、绍兴等地。他讲道时是“先从神得着一个
信息，带着这个信息到讲台上去，用平日所熟悉的经言和平日所谙达的事理，把这个信息传给听众。
”他也积极从事文字工作，出版扶持造就信徒的小册子。[林1982]
1925年，王治心等在南京发起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组织中华基督徒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各地
基督徒纷纷发表宣言，拥护国民革命，提出反帝、废约、挽回教权、三自革新等要求，但各地的革新
都以失败告终。[中1990,朱1994]
1925年，非基督教运动(第三次高潮)。5月30日，上海发生英国巡警开枪打死中国人的暴行。“五卅
惨案”把全国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和反基督教运动推向高潮。6月，全国学生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非
基督教运动决议案”，教会学校中学潮迭起，报刊上陆续出现激烈的反基督教的文章。非基督教同盟
一方面努力推动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收回关税运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一方面在学校、工厂、农
村中加强非基督教宣传活动。各教会大学开始向政府注册。在教育界登记的学校被禁止教导圣经和宗
教敬拜。从此70余年来，中国学校制度中便没有了宗教教育。[赵1997,李1998,王1959]
1926年，倪柝声在上海成立基督徒聚会处，以此为全国性工作中心。其后在各地旅行布道，在南京、
汉口、山东等地建立地方教会的系统。地方教会发展十分迅速，他们吸引了许多青年学生参加，也有
信徒离开原来的教会转向他们。倪柝声“一地方，一教会”的措施，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和批评，因为
这种教会观念带有排除异己的作风。至1949年，倪柝声领导的聚会处是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中国基
督徒团体。在华人教会历史中，倪柝声是一个杰出的领袖，他的神学思想深广地影响了华人教会保守
派的路线。他的著作有不少被译成外文，也受到西方教会的欢迎。[赵1997,查1983,林1985]
1926年，金陵神学院成立乡村教会科，毕范宇(FrancisWilsonPrice)牧师领导学生到乡村调查与实
习。他在平民教育中编辑出版了一套农民宗教读本，为广学会主编“农村复兴”系列专书，并从事其
他乡村教会文字工作。[李1997]
1926年7月，非基督教运动(第四次高潮)。其时革命军挥师北伐，打倒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北
伐途中发生了革命军强占教堂、赶走牧师、抢劫教会财物、焚烧宗教书籍等事件。12月的圣诞周，革
命军在所占领的城市中举行反基督教示威。次年3月24日，北伐军袭击了南京教会，杀害6位传教士。
有武装的仇外思想导致了传教士大撤退。在华的传教士约有5000名撤离中国，1000名转移到沿海城
市，留在内地的约有500名；教权移交到中国教会领袖的手中。4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年底，非
基督教运动徐徐降下了帷幕。[李1998,王1959,林1996,玛1990]
1927年，在许多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十数年的恒切祷告之后，一场蒙圣灵浇灌的大复兴运动悄然兴起，
终于如强风般横扫了整个中国。在迄止于抗战之前的教会大复兴中，神拣选了许多外国传教士，也兴
起了许多中国信徒为器皿，借他们把活水送到乾涸的中华大地，其中有挪威传教士玛丽．孟森(Mary
Monson)、丹麦传教士葛德存(AnnaChristensen)，有宋尚节、计志文、贾玉铭、王明道。大复兴运
动揭露隐藏在教会以及所谓“好”基督徒──甚至很多是“好”基督徒领袖──背后的罪，坚持明确
重生的经历，为许多垂死的教会和基督徒带来了新生命。[玛1990,查1983]
1927年，王明道出版《灵食季刊》，是他对中国教会的一项重要贡献，曾促进不少信徒对中国保守派
神学思想的认识。虽然每期印数只有2000册左右，但订户遍布全国28省，对一般中国信徒颇具影响；
国外地区，包括香港、南洋、日本、菲律宾、欧美等地，也有它的读者。从1927至1936年，他继续在
国内巡回主领聚会。1936年创立独立自主的教会“基督徒会堂”。[林1982,赵1997]
1927年，宋尚节博士自美国返回中国。他见到靠外国传教士把福音传遍中国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只有中国基督徒才能肩负起这项使命，于是决心献身布道。他在信仰上自幼即得益于他身为牧师的父
亲。宋尚节不接受外国教会的津贴，学习使徒保罗的榜样，要走遍中华大地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名。他
先在福建沿海一带农村传教，后来带了五位青年基督徒一面训练他们读经，一面旅行布道，走遍福建
省，三年间取得可喜的成绩。[顾1999,查1983]
1927年，在上海成立中华基督教总会，以促进在华基督教各宗派教会间的合一运动。与会宗教团体，
计有美国系统的六个宗派(美国公理会、美国长老总差会、大美国归正会、美国南长老会、基督同宣
会、大美复初会)，英国系统的七个宗派(伦敦会、大英浸礼会、大英长老会、苏格兰福音会、爱尔兰
长老会、纽系仑长老会、加拿大联合会)。诚敬怡出任中华基督教总会首任会长。中国基督教会开始
接过各宗派教会在华的发展、抚养和提携的责任权利，在自立与合一的路上踏出了一大步。[查1983]
1927年，顾约拿单进入东三省，以四平市为中心，向南满铁路和内蒙古之间的广阔地域传福音。这
里有关内来的几百万移民，村庄和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1932年，74岁高龄的顾约拿单仍继续
外出，在布道地区的各中心主领奋兴会。这一年，共得信徒472人。1933年，顾约拿单的双目都失明
了，仍能以他对圣经的熟稔，请他的中国同工翻到圣经的哪一章，念哪一节，然后就对人谈道。接待
他的人无不深受感动，因他的见证很多信徒也变得加倍爱主。1933年，有778个成人受洗；次年，又
有966个成人受洗。1934年，年逾古稀的顾约拿单夫妇离开中国，四平市的火车站挤满了流泪送行的
中国信徒。顾约拿单虽然看不见中国的弟兄姐妹们，还是在车窗后不住地向他们点头。他把自己宝贵
的一生彻底奉献给了中国，他的儿女中有4个病死并埋葬在这块土地上，最终他和他的同工们一起在
河南北部和东三省一带把神的福音传开了。[何1985]
1928年，西教士翟辅民成立中国海外布道团，向安南、高棉、辽国、印尼等地传福音。[林1997]
1929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举行会议。针对教会中由于世俗观念和怀疑论造成的不洁与灵性盲
目的现状，会议普遍认为，教会若要在大试炼中为主得胜，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圣灵深邃、更新、洁
净、复兴并叫人知罪的作为。当时有些信徒虽然在心理上相信福音的真实性，却不具备福音所要求的
基本道德观念，为异教文化中的罪所累竟毫无感觉。会议决定发起一项“五年运动”，口号是：“求
主复兴你的教会，先奋兴我！”[玛1990,查1983]
20世纪30年代
1931年1月，宋尚节北上，在湖州、杭州、上海、南京、北京、保定等地讲道，受到欢迎。在返回福
建途中，他在上海的教会讲道，并专访了上海伯特利教会的创始人石美玉医生和她倡议设立的“伯特
利布道团”。这是一个完全由中国信徒组成、完全由中国信徒自理的布道团，志在到全国各地宣扬悔
改与信仰的福音。同年5月，宋尚节会同“伯特利布道团”的计志文等前往山东布道，大得果效。后
来布道团转往东三省，在沈阳、哈尔滨、吉林、长春、营口等地布道，使许多人归主。次年，布道团
到华南传教，足迹遍及香港、梧州、南宁、汕头、福州等地，然后到武汉、保定、北平、天津等地。
1933年，布道团又转战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等地。1934年，布道团到湖南长沙等地传教。
伯特利布道团短短三年，走遍13个省，约有2万人悔改信主。[顾1999,查1983]
1931年，“9.18”事变。92岁高龄的天主教徒马相伯号召国人抗暴自救。基督教新教各会发起“国难
祈祷日”。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会员竭尽全力，采取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李1998,陈1989]
1932年，山东大复兴。复兴就在一群群祷告的人中出现，有人甚至在1925年就开始为此祷告。祷告
中，信徒重拾对基督的爱和对灵魂的爱，许多人在圣灵的催逼下为罪忧伤、哭泣，大喜乐随之而来。
生命被改变，鸦片烟戒了，偶像被丢弃，积怨多年的言归于好，绝望的男女成了祷告和传福音的人。
山东大复兴带来了华北福音的觉醒，也影响了全国各地。自东南的福建到西北的甘肃，复兴之火熊熊
燃烧。[玛1990]
1932年，倪柝声往山东各地传道，在青岛市看见当地教会有灵恩运动的迹象。灵恩运动是神召会于
1905年带入中国湖南的，1909年在福建兴化举行了大规模的五旬节奋兴会，到1910年，神召会的工作
进入山西、云南等地。灵恩运动是在主流宗派之外的势力，多限于地区性质。1930年，灵恩运动开始
影响山东的不少教会。倪柝声很仔细地观察此类聚会，并且有了对当地灵恩运动的看法。1932年夏
天，他着文对此提出讨论，叫信徒分辨“属天的灵浸”与“属人的灵浸”。他并不反对方言、神医、
异梦等活动，但他否定一切错误的方法。他说：“若是有从神出来的，我们就感谢神。但是我们要分
别。若不是从神出来的，就不过是从人潜力出来的。”[查1983,林1985]
1933年，倪柝声应“弟兄会”之邀访问英国。倪柝声神学思想的一个主要来源是英国的弟兄会运动，
其领袖寇斯(C.A.Coats)和达秘(J.N.Darby)的解经著作深得倪柝声的喜爱。多年来，倪柝声对传
统式的教会生活不感兴趣，他致力于寻找一种较为纯朴的崇拜方式。而弟兄会所传讲的一套主张，正
是他所求的。在访问期间，他有机会亲身观察弟兄会的情况，但会中一些信徒的自满态度，使他感到
不安。离开英国时，他对弟兄会的一位弟兄说：“你们虽有奇妙的亮光，但信心太少了！”倪柝声对
弟兄会的神学著作十分欣赏，但他并不赞同弟兄会一些过激的传统作风。1934年，他又与伦敦“基督
徒交通中心”的负责人、信仰灵性方面的著作家史百克(Sparks)相识，两人有美好的交通。[查1983,
金1977,林1985]
1933年，天主教宗座代表刚恒毅因病回国。同年，意大利人蔡宁被任命为宗座驻华代表。蔡宁对当
时中国问题的态度，与刚恒毅有很大的差别。1934年，罗马教廷承认伪“满洲国”，并在中日战争中
保持中立，引起中国教徒的不满。马相伯、陆徵祥等天主教徒积极投身到抗战的社会活动中去。[顾
1996]
1934年，宋尚节独自往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五省布道。次年，在粤省广州和潮汕、闽省
厦门等地作工。他的讲道大有能力，所向披靡，被誉为“中国的火焰”。1935年起开始海外传道事
工，先后赴菲律宾、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苏门答腊等地布道。1936年，他前往尚在日本占领之
下的台湾布道，足迹遍及台中、台南、台北，带给台湾教会信徒极大的复兴。1937─1940年，他马不
停蹄，到处受邀布道或主领奋兴会，先后在厦门、汕头、兴化、南京、太原、温州、西安、上海等地
布道，又赴缅甸、马来、越南、泰国、印尼等南洋诸国向华人布道，复兴信徒、领人悔改归主。他是
中国基督教史上为神重用的布道家。由于他奋不顾身，操劳过度，在1940年病倒，1944年8月病逝，
年仅43岁。王明道指出，宋尚节的“恩赐和使命是责备罪恶，劝人悔改，传扬耶稣救恩的福音，领
人得救”。[查1983,顾1999,宋1991,利1995]
1934年，内地会传教士夫妇杨志英(JohnKuhn)和杨宓贵灵(IsobelMillerKuhn)进入云南怒江河
谷，向栗僳族传福音。因为云南少数民族中“杨”是大姓，传教士们便以杨为姓。他们利用每年三个
月的“雨季”(6,7,8月)，召集栗僳族信徒，进行密集的圣经研习课程。“雨季圣经学校”年复一
年，不曾中断，培育出许多本地的传道人，建立起基础深厚的栗僳族教会。1950年他们才撤离中国。
除内地会外，其他差会也向云南派遣传教士。早在1920年初，云南境内就有75名传教士。云南大部分
少数民族都曾有传教士来到他们中间。[魏1998]
1934年11月，中国教会圣诗集《普天颂赞》由广学会出版。圣诗集的编译始于1931年，由中华基督
教会、中华公理会、美以美会、华北公理会、华东浸礼会、监理会等六公会委派代表，组成“联合圣
歌编辑委员会”。音乐主编范天祥(BlissWiant)牧师，对中国圣诗的曲调贡献至大。中国圣诗的创
作者有刘廷芳、赵紫宸、谢扶雅、顾子仁、许地山、王载、贾玉铭等。《普天颂赞》受到各教会的广
泛采用，此后多次再版，至1948年共印发41.2万册。和合本《圣经》和《普天颂赞》，作为中国新文
学的先驱，是基督教对中国新文学的巨大贡献，也是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奠基之作。[李1997,查1983]
1936年，贾玉铭在南京创办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在此之前，他曾分别出任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
滕县华北神学院副院长、南京金陵女子神学院院长等职。抗战期间，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迁往重庆，
1948年迁沪。他主张神学生应重视将知识与灵修相结合，使信仰与灵性操练在生活中体现出来。1948
年，他出席在荷兰举行的世界福音会议，被推选为副会长。贾玉铭自幼信仰基督，终生信守不移，勤
于读经，擅长以经解经，数十年著述不辍。他写的圣经注释书籍，深深影响中国教会里保守派神学的
路线。他的《完全救法》共7卷30万字，被评为“这是他自生活中体验，自生命中流露出来的辉煌作
品”。几十年来，他在中国的牧师中仍保持着著作最多最好的记录。[查1983,赵1997,林1982,中
1990]
1937年，延续十年之久的中国大复兴结出丰硕的果实：中国教会获得了许多本土的属灵领袖；为数众
多的信徒经历到神就是个人的救主；圣经在中国信徒中有了新的定义──是光，也是响导；中国调
子和中文歌词的圣诗广为流传；教会人数大量增加；许多教会不再依赖外国的帮助，成为独立的教
会。这次大复兴的另一个特点是外国传教士被神大大使用，而神兴起作为他恩典器皿的中国传道人却
是更多。[玛1990]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整个抗战中，基督徒的爱国事迹不胜枚举，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尤有贡献。
面对战争风暴，刚刚经历过大复兴的中国教会已经足够强壮和独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沦陷区
内，千余名西方传教士被关进集中营。[李1998,玛1990,查1994,陈1989]
1939年，罗马教廷发布关于中国礼仪的训令，宣称1742年本笃十四世的命令“在现代已完全失去约束
的作用。”这样，“中国礼仪之争”终于获得最后的解决。[王1959,李1998]
1930年代，大约35%的中国菁英分子受的是教会教育，90%的护士是基督徒，70%的医院
是教会办的。[秦1989]（编按：此条在本刊总第11期《中国基督教记事．近代部份》中，被误置在
1839年的条目下，特此说明，并向读者致歉。）
20世纪40年代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更加严密地控制台湾，以图全力支援战事，开展所谓的“皇民化运
动”。首先，基督教会各教团被合并成一个教团组织；接着更把各教会附属的机构，如教会医院、教
会学校等都加以收编，迫使外国传教士、医生、教师纷纷离台。于是再由日籍牧师来主控各地的基督
教会，达到全面控制教会的目的。其后，在政治上给教会施加压力，强迫各台湾籍的牧师参与“全台
湾基督教传教师练成会”，进行“思想改造”的工作，强迫接受近乎洗脑的训练，还要求牧师和信徒
参加日本的神社崇拜。[查1994]
1941年，金陵神学院开始编译《基督教历代名著》，将基督教二千年来的重要典籍名著译成中文，传
教士章文新(FrancisJones)等是发起人。1942年徐宝谦主持编务，但徐于翌年因覆车遇难，工作进
展颇受影响。1944年，章文新重新调整计划，约请美国神学界多人定夺编译方案：全部材料编为三
部，第一部20卷包括自第二世纪起迄改教时期的代表作，第二部25卷包括自改教时期起至1880年左右
的代表作，第三部8卷包括近代及当代的代表作，全套丛书共53卷。1946年按上述计划进行翻译。后
因中国内战，工作难以推进，一部分已完成的译稿亦未能出版。1951年，编译工作在美国继续进行。
1956年，《基督教历代名著》编译完成，以后陆续出版。[尼1959,查1994,林1982]
1942年，日军封闭了北京城内英美差会所设立的教会。4月，在日军控制之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
进会”成立。王明道不愿意委曲求存，“不甘心作犹大的门徒”，拒绝参加联合促进会。10月，“华
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改组为“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日本人劝诱王明道出面领导教团，遭到他坚决
的拒绝。他陈述了他的信仰、他的主张、他的使命，以及他绝不参加教团的原因后，当面回答说：
“我为了顺服我所事奉的神，为持守我所信的真理，绝不服从任何人所发违背神旨的命令。我已经准
备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绝不改变我今日的主张。叫我和我所牧养的教会加入教团，是绝对办不到
的。”王明道因神的保守而得胜了。[王1985,林1982]
1943年，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宣告废止。[艾1988]
1943年，吴耀宗发表《没有人看见过上帝》一书。在接受了反宗教的社会科学理论之后，他试图把唯
物论同宗教信仰打成一片。对基督信仰，有“基要派”和“现代派”之分。基要派坚信圣经的每一个
字都是神所默示的；而现代派则主张用“科学态度”、“历史方法”去批评洗刷传统基督教信仰，因
此又被称为“不信派”。即使是“不信派”也仍把唯物论看成是与信仰对立的营垒。但吴耀宗比“不
信派”走得更远，竟然发现基督教和唯物论并不冲突，非但不冲突，而且还可以互补。《没有人看见
过上帝》便阐述了他“独创的理论”。[朱1994]
1944年，“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在赵君影的领导下成立，该会把学生工作的重点放在传福
音和栽培灵性的工作上。次年8月，在重庆举办第一届学生夏令会，这次聚会使许多学生得到灵命的
复兴，滕近辉、陈终道等16位学生献身全职事奉。1947年夏，第二届全国大专基督徒夏令会在南京举
行，与会者约400人，献身于传福音工作者100余人。[吴1987,林1982]
1945年，抗战胜利。罗马教皇要求中国天主教“更加中国化”。青岛教区主教田耕莘被任命为枢机主
教(红衣主教)。这是自明末天主教传入中国350年以来，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天主教徒中第一个任此教
职的人。教皇在通谕中指出：“中华民族从远古时代已享有灿然的历史，它的历史，它的文物制度，
早已为亚洲民族的杰出者。后来福音的光明既煦照了中华民族，福音的光明素来远远超过世俗的智
慧，中华的人民更能‘明明德’了。他们既可修行基督的道德，则对于自己的人伦，越加可以完善，
可以健全了。”[顾1996,谢1971]
1945年，台湾光复。台湾日据时期的组合教会解体，再度恢复原来的教团，收回教产恢复聚会礼拜，
又恢复神学院校。昔日所经营的医院和学校也被收回，恢复正常的运作。此时教会信徒是台湾社会中
安定和发展的主力，多有从事医生、律师、商人、官员、教授、教师乃至民意代表等行业者。[查
1994]
1945年后，西方各基督教国家又透过昔日的海外宣教团体，差派大批宣教士来华。在对日战争中被
拘留在中国大陆各集中营的老宣教士们，出狱重获自由后，除极少数因健康原因返回母国外，纷纷重
返昔日的工场，继续未竟的事业。很短时间内，宣教士人数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重建教堂，重振教
会，召聚信徒。中国基督徒领袖，无论是牧师或平信徒，开拓新教会的使命感都相当的强，他们因经
历苦难的洗礼，对生命的看法也益趋成熟，勉力宣扬教义于各地，归依的同胞急速增加起来。这期间
表现杰出的传道者，有王明道、倪柝声、计志文、陈崇桂、王载、王峙、贾玉铭、杨绍唐、鲍哲庆、
敬奠瀛、赵世光、赵君影等。[查1994]
1946年，上海灵粮堂的创立人赵世光组织“世界灵粮布道会”，开展海外宣教工作。[赵1997]
1946年，文字宣教事业急速发展，仅圣经公会印行的中文圣经在本年就分送300万本，其他教会书局
与出版社，也配合战后的广大需要，出版了数量极多的书籍，从神学思想、教会历史、解经书、讲道
集、诗歌集乃至福音单张，各类图书的出版与销售量远超过战前的最高记录。[查1994]
1946年，罗马教皇宣布在中国建立“圣统制”，在全国设立20个教省，每个教省有一位总主教，把以
前的代牧制改为主教制。[顾1999]
1946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发起“三年奋进运动”，口号是“一切为了基督，基督为了一切”。
[顾1996,李1998]
1947年，教会设立的大、中学校在战后全面复校，由大后方迁返原校复课，各校很快进入正规。是
年各教会大学招生时，申请入学者逾11万人，远远超出各校可能容纳人数的数倍。各教派设立的神学
院也在战后全面复校上课，积极培育新一代的教会工人，这一时期入校的神学生除数量增加外，素质
也有提高，其中有许多大专毕业的献身者。[查1994]
1947年，由于国共内战，大陆地区的各色人士纷纷渡海来台。大陆来的基督徒由于不谙闽南语，遂
成立使用国语的教会，聚会敬拜。国语教会与台语教会日后成为台湾基督教会中的两大系统。1948
年，台湾新教基督徒人数为5.1万人，牧师80人，教堂181所，神学院2所。[查1994]
1948年，王明道牧养的基督徒会堂聚会的人数空前众多，1949年底聚会人数约七八百人。基督徒会堂
自1937年成立以来，虽经过抗战时期日本人的胁迫，终能化险为夷；在国共内战期间，也有平稳的发
展。他接纳信徒的方法非常严格，“在未曾清楚知道一个人有真实悔改、信主、得救的经验以前，我
们绝不允许他受浸”。从1933年到1949年12月，全部受浸的只不过570余人。[林1982,顾1999]
1948年10月，长诗《献给无名的传道人》写成并广为传抄，1949年4月由上海基督徒学联会出版。此
诗描绘了许多无名传道人艰辛而佳美的脚踪，对后来许多献身传道者有重大影响。
1949年7月，远东广播公司的良友电台从菲律宾马尼拉向中国大陆播送第一个福音节目。这项事工的
发起人之一是美国基督徒鲍曼(RobertBowman)。鲍曼是三、四十年代风行美国的“安憩避难所”
(HavenofRest)四重唱的成员，他们通过电台广播或巡回演出的音乐布道使很多人信主。他由此知
道无线广播对传福音的价值。1945年底，鲍曼兄弟和几位同工在加州成立远东广播公司，立志“借广
播传基督到地极”，开展向普世广播福音的事工。[远1999]
1949年，基督教新教信徒由1936年的53万6千人增长到83万5千人，教会从1946年的5千8百余所增加
到6千5百余所。同年，全国天主教教会1万4千7百余所，信徒256万余人。[顾1996,李1998]
当代的基督教
大陆教会与海外教会时期(1949年─1999)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现代社会的中国经历了生死攸关的激荡与变迁，第一次摆
脱了外国列强的控制和凌辱，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再次享有她的民族尊严。在马克思主义无神
论的统摄及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之下，中国的基督教进入了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秦1989,艾1988,
查1994]
20世纪50年代
1950年，吴耀宗起草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简称“三自革新宣言”)。7
月，三自革新宣言发表，宣言要求教会尽快实行自养、自治、自传，注重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
本主义的教育，及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对于基督教信仰问题，该宣言只字未提。宣言在起草过程中即
被认为太政治化，并不能代表基督教界的立场。10月18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上海召开年会，
拟发表一篇完全以宗教立场来谈三自革新的宣言，后被搁置。“三自革新”的三自口号虽然源于早期
的三自运动，但两者有性质的不同。“老三自”的着眼点是如何将福音更快地传遍中国，并在中国生
根、开花、结果。而“新三自”的着眼点却是教会政治面貌的改变，是一场发生在基督教界的政治运
动。新三自的政治属性，成为许多教会不愿参加、甚至反对这一运动的重要原因。[朱1994,赵1997,
查1994]
1950年，林献羔开始用“大马站福音会堂”的名称聚会。[赵1997]
1951年初，3000余名外国传教士离开中国大陆，留下的约有四五百名。到1952年底，大部分外国传
教士已离开中国大陆。传教士集聚在台湾、港、澳等地，继续宣教使命。由于来台的传教士原先接受
的是国语训练，所以在台宣教的对象多是大陆来台的同胞，台湾国语教会急剧增长。只有极少数传教
士来台后重新学习台语，投入台语教会服务。台语教会和国语教会一样成长显著。台湾教会进入发展
时期，信徒人数、神学院校数、传教团体数都极大增加，至1960年，新教信徒达22万人，神学院校10
所。传教团体由1948年的4个，增加到1960年的33个。[赵1997,查1994,玛1990]
1951年，欧洲华侨布道会在伦敦成立，致力于向旅居欧洲的华侨和华人留学生传福音。[林1997]
1951年4月，“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会议结束后，三自革新
会筹委会立即开展控诉运动，揭批各地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多位教会领袖控诉了他
们过去最亲密的同工。除教会团体外，控诉运动也波及所有教会学校、教会医院、教会出版机构和其
他附属事业的单位。这场控诉运动之后，牧师的讲道稿事先要经过审查，讲道附会政治运动，味同嚼
蜡，各地信徒反映三自革新是“革掉信仰”。[顾1999,林1982,赵1997]
1952年4月，倪柝声在前往东北领会的途中，被公安局拘捕。因倪柝声被捕，本已参加三自的各地聚
会处纷纷退出三自会。[赵1997,林1985]
1952年，在台湾的传教士开始对学生的传教工作。在台南，有海外基督使团传教士邓师母(Mrs.
GordonDunn)开设了大学生的英文查经班；在台北，有安笃思(EgbertAndrews)在大学生中做个人传
道的工作；在台中，韩宝琏(PaulineHamilton)等成立了大学生团契。[吴1987]
1952年，内地会易名为“海外基督使团”(ChinaInlandMission/OverseasMissionary
Fellowship)，在海外继续为主作工。1953年，内地会的最后两名传教士离开中国大陆。
[CIM/OMF1999]
1953年，耶稣家庭的创始人敬奠瀛身陷囹圄。1957年秋，在西安病逝。[赵1997]
1954年，基督教三自革新会筹委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成立正式的全国性机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
运动委员会”。早已名存实亡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于次年正式结束。“三自革新”改称为“三自
爱国”，以示不干涉宗教信仰。但有一些自立教会游离于三自爱国会之外，如北京的自立教会，负责
人是王明道；基督徒聚会处(又称“小群”教会)，负责人是倪柝声；耶稣家庭，负责人是敬奠瀛。
1955年10月，凡三自以外的基督教活动被禁止。[唐1993,赵1997,顾1999,查1994]
1954年9月，三自会举行批判王明道的控诉会。控诉会后，北京的基督徒学生和信徒们发动了“反对
逼迫王明道运动”；该运动迅速蔓延，从北京起，天津、上海及全国各地都闻悉王明道遭控诉的事。
[林1982,金1977]
1955年6月，王明道在《灵食季刊》发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从信仰的立场对三自运动作出批
评，指出该运动不合圣经之处。他分析三自运动所发表的言论，认为这是“不信派”的杰作。文章发
表后，立时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些曾参加三自会的也退了出来。[林1982,赵1997,王1997]
1955年8月7日，王明道作最后一次讲道《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并分送《我们是为了信仰》的
小册子，当夜被捕。9月14日晚，广州大马站基督会堂遭查封。林献羔、王国显、张耀生等被冠以
“王明道分子”而被捕。[赵1997，王1985,王1997]
1956年9月底，王明道在签署了悔改书《我的检讨》之后出狱。获释后的王明道陷入矛盾混乱状态，
自觉背离了主的教导，不能再讲道。[林1982,赵1997,王1997]
1956年，倪柝声被控诉，4月被判刑15年。[金1977]
1957年春，第一次台湾北部大专学生联合布道会在国际学舍举行，为期一周，各校的师生踊跃参与，
座无虚席。会后，各校的团契活动正式开始：台大有了查经小组，师大有了晨祷会，政大、工专、家
专、医专等也有了定期的聚会。“校园团契”应运而生，并有了第一位全职同工。校园团契是本色化
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基督徒的团契，不接受任何国外团体的经济援助，单单仰望神的供应。为了使大
专的福音工作更有基础，校园团契也把工作面扩展到中学生身上。[吴1987]
1957年10月，《使者》杂志在北美创刊。50年代初，由于美国放宽对华人移民和留学的限制，华人
留学生的人数与日俱增，其中不少是基督徒。北美各校园中的查经班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为了使散
居各地的华人基督徒学生能彼此联络、分享心得，也为了向华人留学生传福音的需要，《使者》杂志
诞生了。《使者》的撰稿人大多是华人留学生或专业人士，它是他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园地。[使1998]
1958年4月，王明道和夫人刘景文再度入狱。此次是因他们夫妇主动到公安局，指出悔改书并不代表
他的信仰立场。王明道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妻被判刑18年。5月，一度获释的林献羔第二次被捕，被
判处有期徒刑20年。当年受王明道施洗，1946年在北京开设“福音堂”的袁相忱，也在同一时期被
捕，被判处无期徒刑。[赵1997,林1982]
20世纪60年代
60年代初，中国的一些省份出现了基督教的复兴。从普通信徒中产生了一批非职业的游走传道人，
在乡村四处传扬神的福音。城市教会信徒压力也相对减轻。[玛1990,查1994,顾1999]
1961年，台湾的校园团契进一步发展，各处的英文查经班改为基督徒团契，联合的团契分为各校团
契。校园团契把重点放在小组查经上，始终坚持不懈，用归纳法查经，找原则，许多人因此信主，信
徒更因此得造就。一位国际学生团契的同工对校园团契留下这样的临别感言：“我求神让台湾的基督
徒学生能渐渐将强烈的、以圣经为中心的布道精神和现代知识化为一体，不要让我们从避免用头脑敬
拜的错误，进入完全藐视头脑的错误中，更不要让我们把在教会所领受的，和教室里所学的，整个分
开”。[吴1987]
1961年，中国信徒布道会在美国底特律市成立。中信是一个不分宗派的华人信心差会，目的是联合
北美教会的力量，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全世界的华人。其刊物《中信》月刊、《传》和《挑战者》
(英文)起到了文字差传的作用。1979年，中信差派第一对宣教士到中美洲巴拿马华人中工作，同时开
始了暑期福音队(短宣)活动。90年代，中美洲及东南亚各国已有中信宣教士的足迹。中信对中国大陆
有每周九次的福音及造就性的广播。[中信1999]
1963年，大陆主要报刊，如《人民日报》、《红旗》、《新建设》、上海《文汇报》等，开始进行
“宗教大辩论”。辩论的问题相当广泛，包括宗教的定义、宗教自由的范围、宗教政策的执行等。辩
论双方分别代表宗教政策上的温和派与激进派：温和派的牙含章力主宗教在唯物史观的历史进程中，
经过一段时日，便会自行消亡，因此无需采取激进手段促其消亡；激进派的游让、刘俊望力主宗教是
一种意识形态，与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势不两立，因而要进行斗争，促其消亡。辩论持续到1965年。
[查1994,林1982,赵1997]
1964年，在15年默默播种之后，远东广播公司收到第一封大陆听众来信。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时，每月能收到6-8封大陆听众来信。[远1999]
1965年，台湾经济开始起飞。在日渐繁荣的社会环境里，人们因物质上的满足而安于宴乐与现状，
忽视了心灵上的需要，不仅吸收信徒困难，连原本为信徒的，也有冷淡退后的。台湾教会的发展出现
了停滞不前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经过15年的发展，教会事工已由开荒转入牧养，而教
牧人员牧养经验的缺乏造成教会发展的停顿；二是随着工业化的进展，乡村教会的信徒移往城市，但
与城市教会不能很快产生认同感，造成一定程度的流失。这一现象在70年代末才有改变。[查1994]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基督教也在被打倒之列。十年动乱，整个中华民族
都处在苦难之中；信徒们为了主的缘故，更多了一层试炼。8月24日，红卫兵冲击并封闭了上海所有
的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堂，毁损堂产，烧毁大量宗教文献。上海全市进行彻夜大抄家，数以万计的教徒
家庭被红卫兵强行闯入，劫掠财物，焚毁书刊，连英文打字机也被认为是情报工具。从这一天起，上
海所有教堂被禁止礼拜。当时在上海市委当权、后来成为“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得意地宣称：“我
们在一夜之间消灭了上海的所有宗教，彻底摧毁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反动文化堡垒。”这场风暴席卷
了全大陆，所有教会的神职人员和信徒遭受逼迫，许多信徒殉难，他们的家属和子女被视为“贱”，
备受歧视和虐待。三自领导的教堂也遭关闭。但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清除了文化偶像，最终也导致
了政治偶像的破灭，为将来的大复兴预备了人心。[顾1999,赵1997]
1966年，苏恩佩参加台湾校园团契的文字事工。1968年的《校园团契》从“学生园地”提升为“现代
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见证”，加强知性、理性、神学、历史的探索层面。1969年，杂志改名为《校
园》。[吴1987]
1968年3月，“中华海外宣道协会”在台北成立。福音东来，中国教会一直受惠于外国差会，中华海
外宣道协会勉励华人基督徒效法当年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向海外不同文化的民族传福音。1970年起，
中华海外宣道协会陆续差派宣教士到法国、琉球、印尼及泰国为主作工。[基1998]
20世纪70年代
1970年1月至3月，唐崇荣来台湾中部、南部举行培灵、布道会。三月初在台北举行“北部大专联合布
道会”，全场的青年学子深受震撼。台湾掀起了全职服事的热潮，不到两个月，从南到北，有上百位
大专基督徒献身于全职事奉。[吴1987]
1970年，中华福音神学院成立，这是台湾第一个不分宗派的神学院。这标志着台湾地区的教会进入了
一个新的进步阶段，自60年代初台湾教会出现的衰退现象开始缓慢改变。[吴1987]
1971年，北京重开米市街教堂，供来华访问的外宾使用。米市街教堂以外的大陆所有教堂仍然关闭。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信徒却以家庭聚会的方式，秘密聚会崇拜，日后蔚为大观的“家庭教会”
出现了。家庭教会是一种独特的教会模式，在使徒时代即有先例，早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信徒
为了就近聚会也有在家中聚会的，五十年代初不肯加入三自的信徒即在家中聚会。文化大革命中、后
期的家庭教会虽然弱小，但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她的形成本身就是信仰伟力的明证，也表明基督教并
不是西方独有的产品，也可以是中国本色化的生命之道。她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中最经得起考验的一代
神的儿女。[查1994,顾1999]
1972年6月，倪柝声在劳改营中逝世。他的“属灵神学”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是自成一家的本色神
学。他认为基督教的本质，并不是信条、传统、礼仪或制度，乃是一种属灵的实际。他所领导的“地
方教会”运动，是中国教会里一个非常独特的模式。他也非常强调信徒的训练及传福音的工作，这是
地方教会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林1985]
1973年，《宇宙光》在台湾创刊出版。宇宙光传播中心的工作是文字传道，旨在建立基督教与中国
文化之间的对话，将耶稣基督救恩的普世性实现在中国文化的特殊环境中。20余年来，宇宙光主办基
督教与中国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出版基督教与中国历史的专著，文化社会思想丛书以及传记回忆录
等。[查1994]
1974年，远东广播公司25万瓦特功率的益友电台投入使用，向神州大地传福音，至今成为听众来信
反应最热烈的电台。1979年1月，收大陆来信58封，超过1978年的收信总数。同年3月13日一天内收到
312封大陆来信。10月，收到第一封西藏来信。至此，远东广播公司收到了中国各省的听众来信。
1985年起，推出“农村圣经学院”训练节目，共3年课程，训练教牧领袖。1995年，收到21631封大
陆来信，创开播以来收信最高记录。[远1999]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邓小平复出，推动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运动。此后，宗教政策
趋向“温和”路线，宗教事务局着手处理有关基督教会的问题，“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从文化
大革命以来的严厉的宗教政策有了松动，三自教堂恢复活动。此后开始一连串的改革运动。家庭教会
也有了迅速的发展。[查1994]
1976年，第一届世界华人福音会议在香港举行。会后，成立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Chinese
CoordinationCenterofWorldEvangelism-CCCOWE)，由此而兴起世界华人福音运动(简称“华
福运动”)。“华福运动”不是华人教会联合会，而是一个众教会所承认的、代表世界华人教会的一
个合一运动。20多年来，它不断发展壮大，如今已进入亚、澳、非、欧、北美、中美、南美各地共49
区为主作工。在北美华福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些极有意义的事工，如华人基督徒医药宣教团、亚洲代
祷团契、世界华人福音联合会、北美华人福音团契等的工作。[麦1998,北1999]
1977年12月，由黄永熙博士重编的《普天颂赞》修正本第一版由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1986年，
出版《普天颂赞》中英对照本，为世界各地许多华人教会采用。[李1997]
1978年以后，中国大陆青年出现信仰危机，不再愿意接受阶级分析的狭隘之见，也不再盲目排外。
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之下，人们坦诚地承认落后的现状，对全人类所创造的文明表现出一种如饥似渴的
热情。基督教的民间复兴，正好回应了这一信仰危机。信徒们广传福音，在城市和乡村，越来越多的
人归向主，以至于本世纪末中国大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奇观。海峡对岸的台湾教会的发展，也由
停滞转入缓慢复苏，信徒人数增加，原因是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后遗症，使人认识到金钱物质的丰富并
不能带来心灵上的满足与平安，人们转而追寻人生的信仰。[赵1997,顾1999,查1994]
1978年，“中国教会研究中心”在香港成立，这是中国福音会最早的事工，研究大陆的宗教政策和
教会发展。1983年，中国福音会为大陆家庭教会制作“空中神学”录音带，作为训练教材，并差派培
训队到中国大陆进行教会工人的培训。[中1998a]
1979年，天津、上海、杭州、福州、漳州、厦门、广州、沈阳等城市有三自教堂重新开放，恢复礼
拜，教堂聚会堂堂满座。同时，在乡村和城市的家庭教会更加蓬勃地发展，活动最盛处有浙江的萧
山、温州，山东的青岛，以及福建、安徽、河南等省，家庭教会的信徒估计有四百万之众。城市的家
庭教会有完善的教会组织与定期的礼拜，并从海外得到大批圣经、诗歌、培灵书籍，聚会内容更为丰
富。但城市家庭教会的发展受到三自教会的压力，因为家庭教会拒绝参加三自。乡村的家庭教会通常
利用市集之日，或星期日来聚会，有时改在晚上举行；比较大的乡村家庭教会，人数达四、五百人，
陕西省有一间教会人数多达一千人。乡村教会来自三自会的压力较城市要小，但普遍缺乏教牧人员，
圣经也缺乏，有教导不足之虞。[查1994]
1979年7月，台湾校园团契举办第一届青年宣道大会；1982年7月，第二届青年宣道大会举行，许多人
奉献全职传道。[吴1987]
20世纪80年代
1980年1月，80高龄的王明道获释出狱，抵达上海与妻儿团聚。在困居监牢的许多年中，他仍凭良好
的记忆力唱诗读经，神让他属灵的生命更加丰盛，使他的软弱变为刚强，使他的失败变为胜利，如鹰
展翅上腾。1979年6月，被释放的林献羔回到广州，被剥夺公民权5年，9月在大马站重新举行聚会。
1979年12月，袁相忱被假释回到北京，被剥夺公民权10年。因那些走十字架道路，对主至死忠心的
传道人，华夏大地上神的福音结实累累。[赵1997,林1982,王1997]
1980年2月，三自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丁光训任主席。会议决定重印圣经，复刊三自机关刊物
《天风》杂志，并决定南京金陵神学院复校。会议结束后，以“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
名义发表《告全国主内弟兄姐妹书》，宣布了他们今后的作法。[查1994]
1980年5月，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成立。[唐1993]
1980年10月，在南京召开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会议成立中国基督教协会，与三自爱国会成为
并行的机关；前者主要活动为对外宣传。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176人，包括来自25个省、市、自治区
及5个少数民族的教会代表，唯独没有家庭教会的代表出席。会议发表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的
决议，肯定三自爱国运动的成就，并正式承认了家庭教会的合法地位。但实际上，由于政策的左右摇
摆，时有对家庭教会新的逼迫。[唐1993,查1994,林1982]
1982年12月，广州最蓬勃的家庭教会──大马站教会被指为非法聚会，林献羔因尚在被剥夺公民权利
期间，大马站聚会被停止。1983年5月底，林献羔恢复公民权，6月初，重开大马站教会。[赵1997]
1982年，华人神学家章力生的4卷本护教学著作《总体辩道学》在海外出版，分基要篇、哲学篇、宗
教篇和文化篇。该书为1968年著者在台湾的圣光神学院等多所亚洲神学院巡讲授“总体辩道学”的讲
稿。因中国学术史上素有辩道的传统，而信徒也“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犹大
书3节)，著者因之以“辩道学”为书名。1989年，章力生又出版了8卷本《系统神学》。[魏1998]
1980年代中期后，不少西方基督徒及退休传教士开放家庭接待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并开始英语
(或外语)查经班。北美的华人基督徒查经班、教会也开始向大陆学人传福音。[苏1998]
1989年，“六四”事件的冲击，成为海外中国学人福音事工的转折点。华人教会积极回应这一波的
慕道热潮，纷纷成立学人团契，举办福音营会和查经班。北美中国学人的“基督教热”与大陆出现的
“基督教热”互相呼应。极多的大陆学人信主，并有许多人进入神学院学习。[苏1998]
20世纪90年代
1990年2月，广州大马站教会聚会被停止，一段日子后又逐渐恢复。大马站教会被查抄前是900人聚
会，到1992年已增加到1200人，而且年轻人的增长率很高。尽管受到扼阻，来大马站教会聚会的人数
越来越多，以致林献羔必须增加聚会次数到每周四次礼拜。[赵1997]
1991年7月，中国教会的一代巨人王明道安息主怀。作为时代的先知，他肩负着一个神圣的使命，就
是责备教会的罪恶和斥责假先知背道的言行。他保持着贞洁的信仰，透过受苦学习顺服，借着逼迫学
习宽恕，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深入体会圣经中道成肉身的神学意义，将信仰活出来，见证了神奇妙的
作为。[王1997,林1982,赵1997]
1992年11月，《海外校园》在北美创刊。这是一份布道性的刊物，以生命的更新回应人生的终极问
题，将圣经的价值观落实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该刊在海外中国学生学者中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许多
人因这份刊物开始认识基督教，进而信主。[苏1992]
1994年3月，“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台北举行，会议宣读的论文涵盖了中国现代
化过程中的诸多层面。[魏1998]
1994年，刘小枫主编的《基督教学术思想文库》陆续出版，尝试把欧美现代学术中基督教文化研究具
有学术份量的典籍介绍给中国知识界。近几年来，中国思想界出现“基督教热”，对基督教神学的兴
趣越来越浓；“文化基督徒”在中国大陆出现，新近信教者知识分子的比例不断上升。这是自明末利
玛窦入华以来，自二十年代非基督教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第一次大规模地对基督教采取较为开放的
态度。[林1996,谢1997,王1998a,赵1997]
1995年，“华人福音普传会”(简称华传)成立。华传以开荒布道、建立教会为重点，兼及门徒训练，
圣经神学教导，教育事工，大众传播等，立志将神的福音传遍普世华人和万民。华传差派的长期和短
期宣教士已进入中南美洲、美国中西部、柬埔寨、缅甸及亚洲其他地区。数十年来，华人差传事工大
有起色，差会及差传的教会共200多间，宣教士人数共约五六百人，传福音的主要对象是同文化及近
文化的民众；也有许多华人宣教士加入西差会进入异文化地区工作。[华1998,林1997]
1995年，“基督教与二十一世纪归正学院”在北美创办。十九世纪兴起的意识形态，如科学实证主
义、进化论、共产主义等，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严酷的考验，由盛及衰，整个时代在世纪之末面临着空
虚感和不定向状态。该学院呼吁由启示寻回基督教信仰之根，复兴正统神学，弘扬正统护教的精神，
发挥圣道文化的启发、批判之功用，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二十一世纪振奋中华文化、中华民族，振
奋基督教会及普世圣民。[唐1995]
1996年6月，第一届北美华人基督教学者学术研讨会在美国麻省波士顿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基督教
与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至1999年6月，这一学术研讨会已举办四次。[谢1997,王1996,王
1998c,王1999,姚1997]
1996年12月，北美第一届“中国学人培训营”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举办。[中1998b]
1997年3月，《生命季刊》在北美创刊。该刊的对象是海外中国学生学者中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旨在
教导基督徒定睛于基督的十字架，把生命的根基建立在圣经真理中，为承担在二十一世纪向中国知识
分子和广大同胞传福音的使命，预备有生命深度的基督精兵。1999年9月，《生命季刊》简体字版在
香港出版发行，简体字版主要以中国大陆的
基督徒为对象。[王1997]
1997年，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后，海外基督使团的人员进入中国大陆，距内地会撤离大陆之日已近半个
世纪。[CIM/OMF1999]
1998年11月，在中国北方的一个村庄里，十几位分属4个家庭教会系统的同工们为追求在基督里的合
一，齐聚一堂。26日，会议发表了《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及《中国家庭教会对政府、宗教政策及
三自的态度》两份文件。前者宣告了中国家庭教会共同的信仰标准，并在圣灵的权柄、三一神论、基
督的救赎等教义上驳斥了当前流传于中国的异端教训；后者向政府陈明了家庭教会爱主、爱民、爱教
会、爱国的态度，解释了他们不登记、不加入三自的缘由，希望政府明白他们政教分离的立场。这是
中国家庭教会最早出现的信÷告??，是中国家庭教会渴望与政府对话的肇端。[赵1999]
1998年11月，中国家庭教会诗歌集《迦南诗选》在海外出版。诗歌集讴歌主的大爱，激动主的仆人
广传福音，感动众教会走上合一之路。诗歌作者是一位蒙恩仅二年、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年轻姐妹，
也没有受过正统的音乐训练，却有主所赐的音乐恩赐，经常在聚会中就得到旋律和歌词。诗歌集收集
了她所创作的诗歌565首。[中1998]
1999年12月，筹备中的“海外中国基督徒跨世纪聚会”将于12月31日至2000年1月4日在美国芝加哥举
行，大会主题是“十字架与新世纪的福音使命”。
二十世纪末，自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到海外的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约50万人，大部分集中在北
美和欧洲各国，有机会听到福音。在北美的大陆学人中，约有十分之一受洗归主。据不完全统计，
仅是在北美的各类大陆移民就已达百万以上。北美约有1500间华人教会，其中大陆学人信徒的比例越
来越高。台湾的国语、台语教会正积极整合各教会的力量，挑旺信徒的宣教热忱；台湾地区新教的基
督徒约为53.8万人，有教会约3600间；另有天主教徒约30万。基督教在中国大陆发展迅速，信主的人
数由1949年的不足400万(包括天主教徒在内)增长到8000万以上，成为本世纪末世界宣教史中的独特
现象。[王1998b,王1997,赵1997,查1994,顾1999,吴1999]
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万有的主，历史的主！
多少次，我们不认得你拯救的羽翼，把它推开，甚至以它为仇。在我们为自己的苦难哀哭之前，你
早已为我们的顽梗无知而流泪！我们转向你的时候，你又以过去的苦难为药，医治了我们。我们背
离你走了很远、很远，但回头的瞬间，我们就在你眷顾的目光中了。父啊，请悦纳我们的忏悔和感
恩之言！
历史的河流蜿蜒而行──人有过失，你却没有过失。但人的过失，并不能羁绊你运行的脚步，你的
旨意荣美地成全，并不耽延。
我们看见了那些光与盐显现的日子，那些十字架显现的日子，和那些世界所不配有的人，那些在你
面前真心认罪悔改，并向基督存活泼的信心的人。我们为祖国、民族和人类永恒的福祉祷告，也为
每一个失丧者的得救祷告。
父神啊，在21世纪的曦微中，求你悦纳我们被耶稣基督唤醒的灵魂！
汉芮来自中国大陆，工程师，现居北美。
1807-2007:
二百年福音与中国断想
王峙军
一
公元一千八百零七年五月十二日，一位刚满二十五岁的英国传教士，转道美国，登上了由纽约开往中国的“三叉戟号”轮船。一百多天的艰难航行之後，轮船驶进波涛翻滚的南中国海。年轻人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以及对过去安定生活的眷恋，都一点一点地被掩埋在“三叉戟号”所犁起的浪谷之中。此刻，一种为基督福音而献身的激情，充满了这个年轻人。他一任海风吹动自己的衣衫和卷发，而目光却凝视著那片期待中的海岸。他感到有甚麽东西在撞击著自己的心胸，於是，伴随著一声深深的叹息，他说：“中国！啊，中国！”
他就是罗伯特-马礼逊（RobertMorrison)，基督教新教到中国来的第一位传教士，也是基督教第四次传入中国的先驱者。然而，对于这个呼唤“中国！啊，中国！”的年轻人来说，“中国”不是一扇敞开的门，而是一盘古老的巨石。在马礼逊到中国来之前的一千多年间，传教士们曾三次尝试在这巨石的缝隙中撒下基督教的种子，但不是由于种子变质，就是由于这巨石自身强大的文化吞食能力，使这些尝试都最终归于失败。马礼逊之前二百年，一位名叫范礼安（AlexandreValignani)的意大利耶稣会士，曾数度试图由澳门进入中国内陆而不能。1606年，这位花了近三年时间才由意大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临死时，望著那片无法进入的土地，发出了悲怆的呼声：
“石头啊！石头啊！你几时才为我主开放呢？”[1]
这一呼喊由十七世纪回荡到十九世纪。终于，马礼逊们又以血肉之躯来撞击这块称为“中国”的巨石了。
二
不久，这块巨石就被击碎、被征服了。然而，击碎它的不是传教士的血肉之驱，而是大英帝国的炮舰；征服它的也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是东印度公司所运来的鸦片和鸦片背後那种人性的邪恶与贪婪！
於是，几代中国人都无法不认同马克思的那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名言。因为充满羞辱的中国近代史为这句话作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注脚。
於是，“基督教=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成了一个公式。直到今天，它在官方的历史教科书中仍被再三使用。一位著名的现代知识份子曾解析过这个公式，他说：
基督教与以兵舰做靠山的商业行为结了伙，因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个宣扬爱人如己的宗教也就成为侵略者的工具了。……中国人也实在无法不把基督教和武力胁迫相提并论。……如来佛是骑著白象来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2]
既然“耶稣基督是骑著炮弹”到中国来的，那麽，那些来中国传耶稣基督福音的传教士们就只能是一群披著宗教外衣的“侵略份子”了。1995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北京）出版的《中国史纲要》中这样描述了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外国教会愈来愈凶恶，不但霸占田产，包揽词讼，干涉行政，甚至自居为一方之主，非法组织武装，收买地方败类作为爪牙，鱼肉乡民。所谓“教民”中，有不少凶恶地主、罪犯、讼棍、地痞。他们在外国传教士的包庇下“作奸犯科，无所不至”，讹诈良善，欺凌孤弱，强占人妻，横侵人产。教堂的横暴引起人民的反抗，外国教士又乘机以“教案”为名，勒索巨款，责令当地人民摊派。因此乡间群众众口一声说外国教堂是万恶之源。遇到天旱时，农民就愤怒地歌唱著：“不下雨，地发乾，全是教堂遮住天。”[3]
总而言之，除了用义和团这样的“革命力量”，是无法遏止外国传教士及教会“愈来愈凶恶”的局面了。1900年5月，在慈禧太后的纵容之下，义和团以清臣载勋为统领大元帅，开始了一场仇杀洋人，特别是传教士和中国教民的运动。在这次运动中，被杀的天主教主教和神父计53人，教徒18，000人；基督教新教教士188人，教友5，000人。仇杀活动以山西、直隶、山东和东北等地为最惨烈。[4]这个“运动”直接引发了八国联军战争。战争结束後，列强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一款规定清政府要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39年偿付，本利合计近十亿两。清政府表示一定会“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三
当清兵和义和团在京城燃起烧教堂烧医院烧学校的大火时，各处的外国传教士与中国信徒都跑到东交民巷的使馆区避难。有一位名叫王子厚的中国信徒，带著他有孕在身的妻子和五六岁的女儿，也在避难的人群中。一天，王子厚攀上梯子，看见墙外四处翻卷的硝烟和闪光的大刀片，又听见清兵和拳民攻打使馆的枪炮声并那咬牙切齿的咒语，就下来对妻子说，与其遭遇痛苦残杀，不如自尽的好。
1900年6月22日，人们在肃王府花园内发现了王子厚的尸体。王子厚死於自缢。他死後一个月零三天（1900年7月25日），妻子生下一个男孩子，取名“铁”。
这个“铁”，就是中国教会史上的巨人王明道先生。王明道，这位在共产党监狱中度过人生四分之一光阴的中国圣徒，是神赐给二十世纪中国的一盏信仰的明灯，也是神对中国教会的一个特别祝福。
王明道出生後的第二年，中国教会史上的另一位巨人宋尚节，出生在福建省莆田县凤迹村。二十六年後（1927年），也是在一条由美国开往中国的轮船上，宋尚节博士将在美国赚取的各种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一并丢入海中。在馀下的年月□，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三十年代，这位布道家以点燃生命的布道方式，带来了中国教会的大复兴。这位神仆在世寄居仅四十三年。
四
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上，如果说1900年的“庚子教难”是由一群无知无识的拳民，在仇洋的清朝王公们的纵容下所酿成的，那麽，和五四运动密切相关的非基督教浪潮，则是由一群新思潮知识份子所掀起的。这群人也紧紧攥著他们的“拳头”马克思主义、科学万能论，等等等等，声言要以此击打那违反科学、束缚思想、麻醉青年的基督教。他们的宣言中有句话说得十分决绝：“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5]
这句话中的“宗教”并非泛指一切宗教，而是专指基督教的。
请听一听几位学者、名人在这股非基狂潮中说过的话：
吴稚晖说，他要“开除上帝的名额，放逐精神元素的灵魂”；“果有上帝，吾必露体而骂之曰：`恶徒！”
朱执信：“历史的耶稣是无足轻重的，新理想主义的耶稣和托尔斯泰的耶稣，都是一时利用的；……耶稣是口是心非、偏狭、利己、善怒、好复仇的一个偶像。”
陈独秀：“天地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都应该破坏。”
胡适：“根据於一切科学……正用不著什麽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根据於生物的科学的知识……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李璜：“靠著自己的能力，人类的互助，前途一片都是光明。我们为什麽要向上帝求怜赦，……我们为什麽退隐著向上帝去赎罪，难道我们本这自由创造的能力，天天向社会去贡献，还不能赎我们的罪吗？……我们该当极力把我们这两手一脑贡献在社会改造上，去谋他的进步，我们不该当背著手，向著天，对那不识不知的上帝去说话。”[6]
这一类轻狂、浅薄、糊涂乃至亵渎的话，直到今天仍然被许多中国的知识份子们以不同的腔调重复著。我们这些人皈依基督之前也说过这类糊涂话。现在是省思与忏悔的时候。
五
然而无论是义和团的仇漱阴□B动，还是知识份子的“非基运动”，都不能阻挡基督福音在中国的传播。因为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通过教难，基督的教会受到磨练，变得更加纯洁而坚强。面对知识份子对基督福音的理性抵挡，传福音的人也更加明白，唯有福音真理本身才是制胜的法宝。一连串数字上的变化，证明神以他大能的手，在中国日夜不停地作那拯救灵魂的善工：1900年基督教徒为113，000多人；1949年已达150万左右。
六
但神并未阻止他的教会进入更大的试炼。1952年之後，中国教会开始穿越一条“死荫的幽谷”。神的同在，神的“杖”和“竿”成了他儿女随时的安慰。一封大陆弟兄姊妹写给海外弟兄姊妹的信中说：
四十年来，监狱里成千上万的基督徒用生命见证神的道，在狱中受尽折磨，度过二三十年，甚至为主殉道。监狱外是基督徒的妇孺老弱，他们历尽社会歧视，政治逼迫，经济狭制，邻居监视，亲友疏离。他们的孩子不能受教育，没有工作，没有人敢和他们结婚。
在这重大急难的日子，我们流泪向神呼求：“求你转脸不看我们的罪，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时我们想起了我们的罪，我们悔改！多少年来我们爱世界，爱主的心不在□面。我们悔改许多不为人知的骄傲、矜夸、贪婪、嫉妒、污秽、奸淫；教会分门别类，交易权术，钩心斗角。为这一切，监狱里外的人悔改，基督徒悔改，教会也悔改。四十年来我们不断悔改！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希伯来书12：14）。在这重大急难的时候，我们才懂得“审判要从神的家起首”(彼得前书4：17）。
我们用功读经，到这个时候才知道圣经里面字字有力量，句句是生命。到这时才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我们朝也读晚也读，把圣经放在口袋里随时读，他的话常在我们口里，在我们心上。那是生命的源头，活水的江河。
我们随时祷告，到这时才知道祷告是基督徒的呼吸。早上，从梦里回到冷酷的现实，一睁眼就默祷一天的平安，从神那里吸取力量。我们随处祷告，呼唤他的名；我们禁食祷告，专心俯伏在他面前。我们化整为零地聚会，……聚会是我们见神的机会，患难中的聚会，神的同在甘甜如蜂蜜，滋润如膏油。让软弱的人刚强，疲惫的人安息，哀哭的人喜乐，创伤的心得安慰。
我们学习忍耐，因为知道“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学习顺服，放下属地的血气和智慧，因为知道“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哥林多後书10：4）。我们知道“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罗马书13：1）。但对于与神为敌的事，“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5：29）。……
这条路满了艰难、辛酸、穷困、羞辱，这条路满了软弱、□徨、犹豫、动摇；这条路使我们身心交瘁，血泪交流。但是这条路上神充满怜悯，对待他的无告子民。神一再显出恩待我们的凭据，让我们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典。这条路上，我们流泪撒种，欢呼收割；这条路上，我们靠著基督，胜了又胜，每日唱新歌。[7]
七
是什麽力量使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由100多万增加了近50倍？是神在中国人身上的美意，是基督福音的大能；是福音种子播撒在信徒血泪所浸泡的土壤里，才长出这一片又一片新生命的丛林。（笔者按：在南方的一次聚会上，当有人向我问及上面的问题时，我说，“圣经的启示与大陆的实情都证明，苦难是基督的教会之所以增长的奥秘。”要不要把这个“奥秘”告诉中共政府？！他们几十年来为教会制造了无数灾难，使信徒生活在苦难之中，结果却造成中国教会几十倍的增长。一旦他们了解到基督教会的这个独特的生长需要时，他们会不会变换一种手法：让你舒适而自由地发展吧！结果会不会是：罪恶的环境加上人性的软弱，反而会导致教会的萎缩与败坏？）
八
二百年1807-2007。
的确，我们正在1997展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一个有基督新生命的中国知识份子，不能不抱负著他的福音使命，来审视他和自己的祖国和同胞的关系；他无法不思索在未来十年内，自己将如何向骨肉之亲分享基督生命的甜蜜。他或许曾是一个“科学救国”的赞同者，或许曾是一个“民主救国”的提倡者，但今天当他成了一个得了基督救恩的人之後，他并不想再用“福音救国”这样的口号来混淆救恩的真正对象。福音是救人、救灵魂的福音。如果因为人的改变、人性的改变，而给国家带来了民主、自由、发展与繁荣的话，我们知道，这一结果不过是基督福音的“副产品”。
九
中国，昨日、今日、明日，都是，也只能是上帝的中国。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耶利米书31:31)
上帝要与中华民族立约的日子已到。神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恶。”(耶利米书31：32-34)
耶和华要作中国人的神、中华民族要作他子民的日子将到。
中国人“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神的日子将到。
“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与智慧人，将知识赐与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的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但以理书2：20-22）
注释：
[1]参林治平主编：《基督教入华百七十年记念集》，宇宙光出版社(台北，1977)。
[2]蒋梦麟：《西潮》，转引自叶仁昌《近代中国的宗教批判》，页36，雅歌出版社(台北，1993)。
[3]翦百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修订本下册)，页408，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
[4]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页231，基督教文艺出版社(香港，1979)。
[5]同[4]，页270。
[6]均转引自《近代中国的宗教批判》。
[7]引自《传》1997年5/6月号，中国信徒布道会出版。
基督教扣擊中國的大門共有四次。
原名：Nestorianism背景：Nestorius 是西元第五世紀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於神學思想上力圖 維護基督的人性的完整，基督的人性不因祂同時是神便有所虧損。他 堅持耶穌具完全的神性與完全的人性。但他無法解決兩性如何結合於 同一體的問題。另外他亦反對瑪麗亞是上帝之母的說法，他認為她只 是凡人。後來於以弗所大公會議上Nestorius 被視為異端，革除教籍 ，流放而死。（註：Nestorius 的思想已為今日教會正統） 他的支持者離開大公教會往東發展，在波斯（今伊朗）帝國奠下基礎。
波斯一位傳教士阿羅本來到長安，太宗派宰相房玄齡到長安西郊隆重接待阿羅本。
協助其翻譯聖經，造禮拜堂於義寧坊。
封大主教為『鎮國大法王』。當時
Nestorium被稱為『波斯經教』，禮拜堂被稱為『波斯寺』，傳教士被稱為『波斯僧』。但西元七世紀以後波斯（今伊朗）被阿拉伯世界所征服，全國改信伊斯蘭教（回教）。所以在中國的傳教士於唐玄宗天寶四年更改教名為『大秦教』、『景教』。
此階段（太宗、高宗）景教在中國傳播達，受朝廷禮遇。
佛教徒侶於洛陽攻擊景教，賴傳教士阿羅憾建『大周頌德天樞』，取悅武氏，景教才逃過迫害。（武氏自幼受佛教影響，對道教、景教，自較歧視。）
長安道教人士譏謗景教，賴傳教士及烈，『廣造奇器巧異』，進呈玄宗，為所悅納，景教得『傾而復正』。
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建立，是為景教最盛期。
聽信道教鼓動，以整頓國計之名打擊佛教，令僧尼還俗，連帶波及景教受禁，是為『會昌滅法』。
至此之後遣返外籍景教徒返西，中國信徒禁信景教，有些中國信徒則匿於道教之內，開始地下活動式延續而致絕跡。然藏於道教內影響終不可滅，如呂祖（呂洞賓）一派之道教，所傳『救劫證道經咒』雜有景教讚美詩歌，及其例證。
考證文獻： 一、日本佐伯好郎教授對景教研究特多。『景教之研究』、『中國之景 教遺物』、『中國之景教文獻其及遺跡』 二、中國張亮丞教授『中西交通史料彙編』 三、馮承鈞『景教碑考』 四、中央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中外雜誌、敦煌石室發現景教文獻、、。考古遺物： 一、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二、於包頭所發現景教銅十字架牌九百餘枚 三、有關中國的唐、元史乘
一、呂洞賓生於基督教流行的唐代 唐太宗贊助景教，於貞觀十二年七月下詔：（見唐會要卷之49節） 『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 大秦國大德阿買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 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 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 當時教務興旺、『法流十道，寺滿百城』 二、唐代耶、佛、道三教之接觸 呂洞賓又名呂嚴，道教八大仙之一。西元755年生。 玄宗天寶十四年，二試進士不第，絕意仕途，隱於終南山， 以嚴為家，自號洞賓。 他處的歷史背景是： 據道教書籍『神仙寶鑑』描述：基督教侵入中土、遠溯漢武帝時，西夷侵擾中國。 並其卷九26至28頁有詳素耶穌誕生、工作、釘死、復活、升天。 唐貞元二至四年佛教邀請基督教傳教士景淨，進行翻譯佛經的工作。 唐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七記載，北天竺人般若氏主持佛經翻譯， 不過因為傳教士不太懂中文、梵文， 佛門高僧不太懂胡語（波斯文） 最後佛教還是上奏皇帝，說明此次合作翻譯佛經景教傳教士實無助益， 而且最好分開，以免宗教思想混亂。
也里可溫，蒙古語，希伯來文上帝（Erkeun or Arkaim）的轉音。故也里可溫就是『上帝教』或『信奉上帝的人』元朝也里可溫教是景教及羅馬天主教前集提過，唐朝覆亡後，景教於中土上消失，但邊疆少數民族仍存在，有些甚至整部族同信奉。如：蒙古族的克烈、乃蠻、蔑里乞及汪古，畏吳兒族等接信奉景教。 蒙古各族於自十三世紀於成吉思汗統一起來，結集成一股極為強大的軍事勢力，並迅速席捲歐、亞，向西直擣俄羅斯及波蘭、匈牙利，向東則接連消滅西夏、金及南宋，建立了一個歷史上空前的大帝國。雖然蒙古人有他們原始的宗教信仰，但由於文化不高，宗教的排他性不強，加上帝國幅員廣大，統轄的民族又多，必須推行宗教寬容政策，是以不同的宗教都得以在帝國的範圍內傳播。景教因之而在中國本土復興起來。
故也里可溫就是『上帝教』或『信奉上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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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資科_BBS (Oct 21 20:55:36 1994)
長老教會傳入台灣，有二個源流；一八六五年五月馬雅各醫生受英國長老教會之派來台，是南部傳教之開始。一八七二年，加拿大長老教會差遣之偕叡理牧師（馬偕）在淡水設教，就是北部事工之起點。
北部教會，每逄設教之禧年，往往編輯一部刊物來紀念。如紀念設教五十週年，有「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之歷史」（白話字。陳清義牧師執筆）；紀念八十週年，有「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簡史」（白話字。郭和烈牧師編）；紀念九十週年，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北部九十年簡史」（中文。鄭連德、吳清鎰、徐謙信、鄭連明諸牧師組成之歷史組所刊行），而郭和烈牧師也用中文寫了「北部教會簡史」。
「北部教會大觀」（全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北部教會大觀），是北部設教百週年紀念刊，是一本十六開一千餘頁的巨冊。內容豐富，資料亦相當可靠，分教史、教政、教會、牧長、人文、事業等六大篇及附錄。教史篇，有「北部教會之沿革」（徐謙信牧師執筆）及「山地教會史」（孫雅各牧師等提供）；教政篇，在「教政概要」（黃六點牧師執筆）之後，收錄「北部中會議事摘要」、「台 灣大會議事摘錄」、「北部大會議事錄」及「歷屆事業機關報告」；教會篇，列述北部大會域內各教會之沿革及現況；牧長篇，收錄傳略，分宣教師、初代信徒、蒙召主僕、信徒腳蹤、退休牧長、退休先輩而述；人物篇，收錄現任傳道者二七四名（四中會二零二名，山地宣道會七二名）之簡歷；專業篇，簡述台灣神學院、馬偕紀念醫院、淡江中學、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財團法人、新竹聖經書院、玉山神學院、北部女宣道會等。附錄有十九項，包括歷任宣教師名單、歷任本地牧師名單、教勢統計、大會中會歷屆幹部一覽表、全省教會一覽表、北部教會歷屆禧年概要等，並有圖片、相片甚多。
「北部教會大觀」之成，黃六點牧師負責蒐集資料、編輯、校正、付印及出版等全部責任。黃牧師，一九零九年生，一九三九年封牧，頗喜愛蒐集教會史料及講道文章。一九七八年，他將五十多年來蒐集的講章，交給中華世界資料供應出版社整理出版，題為「聖經講章寶庫」，原定出刊二十四冊，每冊一千頁；然出書七冊，出版商倒閉，另十七冊之出版，遙遙無期。黃六點牧師，牧台北建成教會多年。
── 台灣教會公報第一八七五期 主後一九八八年二月七日
「南楊北徐」，在戰後台灣教會史界，楊士養及徐謙信兩牧師曾居於領導地位；除參與南、北部大會歷史部、歷史委員會外，前後互相繼任總會歷史委員會主任委員。
楊士養牧師，一八九八年生於關仔嶺，一九一四年畢業於台南長老教中學校，一九一九年畢業於台南神學院，一九二一年赴日本東京明治學院深造。多年在東港（一九二五年在東港按牧）、西螺、新營、鳳山、高雄鹽埕、台南東門各教會牧會，並先後在台南神學院任教達十九年之久，一九六三年退休。其間曾赴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及英國劍橋神學院進修；任嘉義、台南中會、南部大會、台灣大會議長；協助巴克禮牧師增補廈英大辭典；擔任聖詩委員會主席等。退休後擔任聖經公會顧問。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七日安息。享年七十八。
「南台教會史」是楊士養牧師為南部大會歷史部所編。由台灣教會公報社發行，初版刊於一九五三年，第二版刊於一九六三年，寫作用白話字。在第一章簡述「荷西人之宣教」；第二章述「英國長老教會之宣教」，分：
（一）宣教開始，迫害多端；
（二）宣教卅年，日本領台；
（三）設教五十年，提倡自治；
（四）設教七十年，盼望自立；
（五）台灣光復，教會光復。 共五段。
第三章述「教會事工」：分（一）醫療；（二）教育；（三）文字。為便於參考，佳里吳新榮醫師，摘譯為中文，以「南部台灣基督教史略」為題，刊於「南瀛文獻」第二卷第三、四期（台南縣文獻委員會刊。一九五五年六月），但流傳不廣。後來，楊牧師就用中文在「百年史」，寫了「日據時代之南部教會史」、「南部教會的事工」及「臺灣大會」諸節。
楊士養牧師之文字，簡潔優美，所以很多老輩信徒喜愛讀此書。台北和平教會陳郭錦鳳長老，一讀再讀，經過十幾年，先自白話字譯作漢文，再改編為詩詞。一九八一年二月她信裡說，「已編好詩詞一四四八題」。然而同年五月廿三日郭長老別世，是否在她生前已完成了「南台教會史詩」﹖故人以台詩唱出在台福音傳開之路徑，也是她信仰之表達，盼遺族能代整理刊行！
「南台教會史」卷末，附有高金聲牧師所寫「追念聖徒」；有五篇傳略。
（一）高長伯，
（二）朱姑娘、文姑娘(Foan
Stuart & Annie E. Butler)
（三）祿兄（吳祿長老）、
（四）永嬸（永嬸名洪仙河，顏永成之妻，顏振聲長老之母），
（五）赤馬兄（林學恭牧師）。
── 台灣教會公報第一八七三期 主後一九八八年一月廿四日
為了慶祝福音來台七十週年，南部教會刊印了一本「七十週年紀念寫真帖」，所收相片甚為寶貴。「台灣教會公報」也出版「特輯」（一九三五年十月，六零七號），收有潘道榮「教會發展史」等文。一九四五年，大戰結束，然未及舉辦慶祝八十週年活動。
戰後南部大會，恢復活動，為了鳥瞰教勢，就發行「教會便覽」；總會成立後，就有「總會年鑑」，除列所屬機構、各教會之現勢外，也加述些沿革，並附有簡便的「傳教師名錄」。在名錄裏記錄個人出生年月日，每人項下有生年月日、出生地、出身校，任傳教師、教師、牧師年月，前任地、現任地、現職、子女人數。惟為日常聯絡方便，總會傳道委員會負責刊印「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一覽表」（年刊），各教會僅錄其地址、電話、傳教師名而已。
一九八五年，為了慶祝設教一二零週年，總會刊印了一本十六開一一三三面的巨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一二零週年年鑑」。序云：「使我教會一百廿週年的現況，得以全面展現於此」。閱此書，不僅得知各教會地址或傳道師名，也可知其簡史、設教及獻堂日期、歷任傳教者、現任長執、信徒數、聚會出席人數、主日學、團契、附屬機構，也有相片。按中會、區會而排列，卷首總會篇，列歷屆總會會期、幹部、幹事名單、教勢統計等外，也簡述所屬機構，如傳教師獎慰會、台南神學院、台灣神學院、玉山神學院、聖經書院、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淡江中學、長榮中學、長榮女中、馬偕護校、馬偕紀念醫院、彰化基督教 醫院、新樓醫院、台灣教會公報社等。殿有海外篇，簡介在美、加、南美及日本之台灣人教會。是書目錄清楚，查閱尚方便。茲錄其一九八四年教勢統計如下：教會總數一零二七（平地五八零，山地四四七），信徒總數一九零二零五人（平地一二三零九七，山地六七一零八），傳教者有九八九名（平地五七六，山地四一三）。是一本應具備的良好參考書。惟利用時請留意各教會簡史或歷任傳教者，有些失傳，有些僅靠傳承著錄。
至於海外台灣人教會，黃武東編「北美洲台灣基督教會開拓史」（一九八六年，北美台灣基督教會協會出版社發行），值得注意。此書除述北美洲各台灣基督教會之簡史及現況外，也談及台灣人在美洲之概況、台灣人基督徒社團及台灣人社團之情形。
── 台灣教會公報第一八七六期 主後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四日
巴克禮牧師，於一九二六年在教會報五百期紀念特刊云：「光緒十一年六月（一八八五年七月）創刊教會報。當初有幾項目的......報導教會消息，給眾信徒週知，藉此使大家同心協力為主服務......亦有論說，使讀者更能明白聖經教訓......創刊時在中國大陸另有好幾種教會刊物，但是那些刊物現在大都停刊，所以目前所出版的好幾千種報刊中，我們教會報是歷史最悠久的。我們應該感謝上帝，祂保護我們的刊物，於四十多年當中每月都能按期發刊。」
是的！教會報是台灣第一個大眾傳播工具，歷經滿清、日據至現在，是教會在台灣成長的活見證，信徒應該感謝，治史者，應該更重視。
台南教士會，發刊「台灣府城教會報」第一號，是一八八五年七月。由巴克禮牧師主持，使用羅馬白話字，聚珍堂（俗稱新樓書房）印刷，月刊。第一號有四面，第二號起有八面，以後數年均維持八面。一八九五年改隸日本，仍照常發行。為了要正式獲得日政府之允許發行，一九零五年五月起名稱改為「台南教會報」，同年七月總督府核准。一九一三年九月（三四二號）起易名「台灣教會報」。一九二八年一月，北部中會發行之「芥菜子報」合刊。一九三二年五月，再合刊「教會新報」（高雄中會所辦）及「福音報」（台中中會所屬），易名為「臺灣教會公報」，並改屬南部大會。二次大戰中，日政府遂令關閉公報社，公報最後一期是一九四二年三月所刊之六八四號。戰後高金聲牧師向南部大會申請借用公報社建築物及其他動產，以「光復印書局」名義，復刊「台灣教會公報」，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發行號六八五號。他獨立經營至一九四八年一月，在第九屆南部大會，將其經營權無條件奉還大會。一九五七年南部大會撒消，公報社歸屬總會。公報仍以白話字發行，至一零四九、一零五零合併號（一九六九年三月）止。原為月刊，一九六二年一月至一九六九年三月間為半月刊。為配合國語推行運動，一九五五年三月起有副刊「瀛光」問世，至一九七零年一月始全部改用中文發行「臺灣教會公報」，其號數為一零五一號。一九七三年改為週刊至今。
臺灣府城教會報的正名是
Tai-oan-hu-sia Kau-hoe-po，英文名是
TaiwanPrefectural City Church News。 臺灣教會公報，白話字正名是
Taioan Kau-hoe Kong-po,今使用英文名是
Taiwan Church News。
── 臺灣教會公報第一八七八期 主後一九八八年二月廿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