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圣经流源

認識教會歷史往往會從教會的發展著手，看看教會是怎樣成長的。但是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認識教會歷史，看看教會在做甚麼。翻譯聖經是教會其中一樣很重要的工作，看中文聖經譯本的發展過程，看我們的教會怎樣漸趨成熟。

其實，我們不可能抽離地讀教會歷史，歷史的發展必與地理有關。透過研習地圖去看教會的發展，我們可能會有新的發現。《聖經教會歷史地圖集》即將出版，屆時讓我們一同從新的角度瞭解聖經和教會歷史。

中文聖經譯本流源

聖經翻譯早在公元前三世紀便已開始，但要到公元七八世紀才有把聖經譯成中文的文獻——“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大秦即羅馬；景教即基督教的聶斯脫略派。此派始於敘利亞，其始創人聶斯脫略因提倡“基督二位二性說”而於公元431年被教會第三次大公會議定為異端，然而，此派積極傳教，公元635年（即唐太宗貞觀九年）聶斯脫略派傳入中國。公元781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講述人類的墮落、彌施訶（即彌賽亞）的降生、救主在世的事蹟等及介紹景教入華、盛衰的經過，也有景教經典《尊經》翻成中文的記載。景教經典包括可能是將舊新約聖經翻譯的部分，可惜這些經書的譯本全都失傳，有待考古學的新發現，方能有更進一步的研究。

直至十三世紀中葉羅馬天主教來華，聖經中譯才有新的發展。最早的相信是若望孟高維諾神父所譯的蒙古文舊約詩篇和新約全書。其後有利瑪竇神父的“祖傳天主十誡”、巴設神父的白話文四福音、保羅書信及希伯來書、陽瑪諾翻譯四福音的《聖經直解》、賀清泰教士的《古新聖經》等。《巴設譯本》更可能成為後人馬殊曼和馬禮遜譯經時的藍本。

　　十八世紀末，隨著基督教來華，聖經的中譯本可說是百花齊放了。繼《馬殊曼譯本》後，有馬禮遜的《神天聖書》及其修譯本《新遺詔書》和《舊遺詔書》、郭實臘修訂的《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太平天國刪改的《舊遺詔聖書》及《新遺詔聖書》。

　　十九世紀中葉，第一部由不同差會宣教士聯手翻譯的《委辦譯本》面世。譯員不但把聖經重譯，更統一了經文中的名稱和名詞。這次譯經工作是一項突破，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如：各代表在神學立場上出現分歧，“神”、“上帝”之間的抉擇等，加深了差會對譯經的瞭解，也作為日後譯經工程的借鏡。

　　裨治文中途退出委辦會，與克陛存、文惠廉等出版了《裨治文譯本》。後來最早退出委辦會的浸信會邀請宣教士高德、羅爾和迪因按宗派的立場修訂《馬殊曼譯本》為《高德譯本》。

　　自十九世紀初，由於語文的發展，傳統思想和觀念的動搖，開啟民智、培植國力的急務，一貫只有讀書人、文人所認識的文言文漸漸應不上當時在文字方面的需要，較通俗的淺文理文便應時而起。聖經的翻譯也為滿足大眾的需要，淺文理的譯本紛紛出版，例如：《楊格非淺文理譯本》、《包約翰、白漢理淺文理譯本》、施約瑟的《二指版》等。《二指版》的得名就是譯者施約瑟在翻譯舊約官話譯本後中暑癱瘓，只能用兩隻手指工作。他獨力翻譯十多年，出版了一本淺文理譯文。

　　淺文理譯本雖受歡迎，但只是一段很短的過渡譯本。十九世紀中葉，由於當時朝廷和各地官員所用的語言（即官話，今天的國語），適用全國百分之九十的地域，要更有效地把福音傳給中國人，官話譯本聖經就不能或缺了。宣教士也對此十分積極，不遺餘力地翻譯官話聖經，先後有麥都思和施敦力合作改寫《委辦譯本》的《新約全書》、當代有名的漢學家：包約翰、艾約瑟、施約瑟、白漢理、丁韙良等以《麥都思、施敦力官話譯本》為藍本翻譯的《北京官話新約全書》、施約瑟依照《北京官話新約全書》體裁翻譯的《舊約譯本》、英國聖公會將《北京官話新約全書》和施約瑟的《舊約譯本》合印的《新舊約全書》、楊格非將其淺文理新約以白話文重寫的《楊格非官話譯本》、蕭靜山的《新經全集》等，還有一直沿用至今天的《官話和合本》（後稱《國語和合本》，現簡稱《和合本》）。

　　《官話和合本》可說是中譯聖經的一個重要里程，為聖經翻譯掀開新的一頁。在當時幾十種聖經譯本中，教會和信徒實在需要一本劃一的標準聖經。其實這個“呼聲”很早已經出現，可惜在神學觀點上的分歧不是容易“劃一”的，翻譯《委辦譯本》的經驗就是一個好例子了。

　　1890年，上海舉行了宣教士大會，由各個差會派代表出席。大會通過進行翻譯和合本的工作，為文言文、淺文理和官話譯本劃一標準；並成立三個委員會負責翻譯這三種譯本。

　　《淺文理和合新約聖經》最早完成。深文理則波折重重，工作十六年《深文理和合新約聖經》才出版。後來，淺文理與深文理兩翻譯小組合併，《文理譯本全書》則於合併後十二年出版。至於《官話和合本》翻譯小組由於推選譯員的問題，工作十六年才完成新約，再工作十三年，舊約完成，並正式易名為《國語和合本》。

　　《和合本》聖經的譯者是以“忠於原文”為目標，就是要“堅持文字上的準確”，但由於譯經原則改變，這個目標就有新的理解：“重視意義上的準確”。在舊約翻譯的十三年中，新約經過了多次的修訂，使其譯文更清楚、優美。《和合本》實在為教會提供了一部翻譯比以前更準確、更適合大眾閱讀的譯本，於是它就成了教會和信徒最受歡迎的聖經譯本，漸漸建立起典範的權威，成為主流，也為教會和信徒的語言系統增添了不少獨特的基督教詞彙。

　　然而，隨著考古學家不斷有新的發現，聖經學者對原文和聖經的歷史背景的認識越來越多，修訂譯本或重新翻譯更準確的聖經譯本實在無可厚非。同時，語文隨著時代而轉變，在《和合本》出版後數十年間，中文現代化的過程並不曾停止，很多字詞的意思已有別於當日了，語法文體的運用也改變了。教會實在需要一本翻譯更理想和更適合當代人閱讀的聖經譯本。

　　近年，很多人也作出了努力，五十年代有徐匯修院的《新譯福音》、狄守仁的《簡易聖經讀本》、蕭靜山按希臘文再修訂的《新經全集》；六十年代有今天天主教教會仍然採用的《思高聖經譯本》；七十年代有《呂振中譯本》、《當代福音》、《新約全書新譯本》、《當代聖經》、《現代中文譯本》及至九十年代初的《聖經新譯本》；也有於八十年代修訂《和合本》的《新標點和合本聖經》；還有本會（國際聖經協會）尚在翻譯的《新漢語譯本》、及其他的翻譯工作

　　譯經工作是不竭不止的。從歷史中，我們看到此項工作未曾停止過，一直在進行著，也必須繼續。

　　今天，我們或會對各個聖經譯本的強弱處很有興趣，但是我們必須明白，讀哪個譯本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從中讀到一些信息。沒有一個譯本是完美的，但是神總會藉著我們所看的譯本對我們說話。我們讀經，神就清楚明白地對我們說話。在云云的譯本中，正如保羅所說的：“有的傳基督是出於嫉妒紛爭，也有的是出於好意。”但“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為此，我就歡喜。”（腓一15, 18）

附表

年分（公元）	譯本
781年	景教碑
十三世紀末、十四世紀初	《若望孟高維諾譯本》：詩篇、新約全書（蒙古文）
十六世紀末	利瑪竇譯“祖傳天主十誡”
1636年	陽瑪諾的《聖經直解》
約1700年	《巴設譯本》
十八世紀末	賀清泰《古新聖經》，未有印刷發行
1822年	《馬殊曼譯本》
1823年	馬禮遜《神天聖書》
1837年	麥都思、郭實臘、裨治文、馬儒漢《新遺詔書》
1840年	麥都思、郭實臘、裨治文、馬儒漢《舊遺詔書》 郭實臘修訂的《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
十九世紀末	太平天國刪印《舊遺詔書》為《舊遺詔聖書》 刪改《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為《新遺詔聖書》（附註解）
1850年	《委辦本四福音》
1852年	《委辦譯本新約全書》
1953年	高德修譯的《新約全書》
1854年	《委辦譯本》
1857年	麥都思、施敦力改寫《委辦譯本》的新約官話譯本
1859年	《裨治文譯本》的新約
1862年	《裨治文譯本》
1866年	《北京官話新約全書》
1868年	高德、羅爾悌、迪因修譯的《舊約全書》
1872年	《北京官話新約全書》（改訂本）
1875年	施約瑟的《北京官話舊約全書》 王多默的《宗徒大事錄》
1878年	《北京官話新舊約全書》
1885年	楊格非的《新約淺文理譯本》
1889年	揚格非的《新約淺文理譯本》（修訂版） 包約翰、白漢理合譯的淺文理新約全書 《楊格非官話譯本》
1892年	德雅的《四史聖經譯註》
1897年	李問漁的《新約全書》
1902年	施約瑟的《二指版》
1905年	楊格非的《舊約淺文理譯本》（至雅歌）
1904年	《淺文理和合新約聖經》
1906年	《深文理和合新約聖經》 《官話和合譯本新約全書》
1919年	《文理和合本》 《國語和合譯本》
1946年	吳經熊的《聖詠譯義》
1949年	吳經熊的《新約全集》
1954年	徐匯修院的《新譯福音》
1955年	狄守仁的《簡易聖經讀本》
1956年	蕭靜山的《新經全集》
1967年	蕭鐵笛的《新約全書》
1968年	《思高聖經譯本》
1970年	《呂振中譯本》
1974年	《當代福音》
1976年	《新約全書新譯本》
1979年	《當代聖經》 《現代中文譯本》
1993年	《聖經新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