褂�"改革宗"(Reformed)一词,乃是为了使加尔文派传统(Calvinistic)与信义宗(Lutheran)及重洗派(Anabaptist)传统有所区别。改革宗传统的开山鼻祖是苏黎世第一个改教者慈运理(Ulrich Zwingli, 1484-1531)和日内瓦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64),其中加尔文更是在其圣经注释,小册丛书,特别是在《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Christian Religion)一书中,发展出一整套新教神学(Protestant Theology)。从宗教改革时期直到如今都有许多人和团体随从加尔文的教训,但他们并不是完全循着相同的思考或发展路线前进。因此改革宗传统中的加尔文主义者,尽管在许多方面基本上都彼此认同且相似,但因着历史或地理上的环境,也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就形成了此传统中的许多路线或门派。
宗教改革和改革宗传统 改革宗传统发展出的第一路线,为西北欧、瑞士、法国、荷兰和德国所共享;并且也影响到匈牙利东部和意大利南方的瓦德西亚教会。改革宗教会在这些地区活跃于编制早期的信仰告白与要理问答,许多教会视其为教义标准。1537年加尔文起草了第一篇改革宗要理问答,并于1541年重新修订。这项工作被翻译成数种文字,并产生莫大影响力。而更为重要的是1563年出台的海德堡要理问答(Heidelberg Cathecism),它至今还是大多数欧洲改革宗教会内标准的信仰告白文件。比利时信条(The Belgic Confession,1561年)也清楚说明了加尔文派的教义立场。
越过大不列颠群岛的水道,加尔文主义乃是宗教改革时期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当时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强迫英格兰教会(Church of England)保留半天主教式的崇拜仪式和管理方式,但加尔文主义仍如呈现于1563年《三十九信条》(Thirty-nine Articles)中一样是基要的神学(此三十九信条是克兰麦大主教[Archbishop Cranmer]于1553年所著的四十二信条的翻版)。步入十七世纪,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也为说英语的神学生提供了基础神学的指导。当时由独立教派 (Independents),长老会(Presbyterians), 以及更为坚定的加尔文派人士所形成的清教徒(Puritans),坚持要根除国立教会中一切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的残迹。同时,一群为数可观,受重洗派影响的新教徒,虽然接受为成人施洗是执行圣礼的唯一适当方式;另一方面也接受改革宗绝大部分的教义。因着他们相信预定的教义,因此人称之为"特别"浸礼派("Particular" Baptist),以区别那些拒绝预定论的"自由意志"浸礼派("Freewill" Baptists)。而这些不从国教的团体也就负起了起草《韦斯敏斯德信条》(Wes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和《韦斯敏斯德要理问答》(Westminster Catechisms)、教会行政方式和崇拜规程的责任,直到如今这些都仍然是一切说英语的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的标准。苏格兰长老会和苏格兰教会最初使用《苏格兰人信仰宣言》(1560)和《日内瓦要理问答》,后于1647年采用了韦斯敏斯德信仰准则;在独立派以压倒性的多数占据英国国会之后,他们就拒绝接受英国国教的信仰标准。
�吆褪耸兰� 在全世界欧洲和英国的殖民地上的改革宗和长老会,都是十七世纪末移居麻省、纽约、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他处的移民者所建立的。虽然起初母会并未给什么帮助,可是他们还是遵循母会的教义、崇拜仪式、和行政传统,发展了自己的教会。大多数长老会都采用《韦斯敏斯德信条》(Westminster Document)的基准,而根源于欧陆改革宗传统的教会则坚守其原有的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
改革宗传统的历史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毫无争议的。有时出现难题,令那些坚守改革宗立场的人对其基本信仰作重新检讨和辩护。其中最有影响的明证之一,是一场始于荷兰神学家雅各·阿民念(James Arminius)的争论。阿民念反对加尔文有关恩典的教义。1610年他的信徒发表了一份《抗议文》(Remonstrance),反对那些与他们意见不合的人,使事态陷入白热化。1618年,来自世界各地的神学家们为此在荷兰的多特勒克(Dordrecht)举行了一次专门会议,与会者谴责了阿民念派的观点,确认:(1)人类完全堕落;(2)神无条件拣选;(3)基督的赎罪仅限于选民;(4)神恩之不可抗拒;(5)信徒蒙保守直到永远。阿民念派(Arminians)人士被驱出改革宗教会,成立了自己的教会,并且声势浩大,成为卫斯理主义循道派(Wesleyan Methodism)及其他非改革宗和抗改革宗教派的根基。多特总会的《多特信经》(Canons of the Synod of Dort)与《比利时信条》(Belgic Confession)、《海德堡要理问答》(Heidelerg Catechism)合称为三项联合信条(Three Forms of Unity),是大多数改革宗教会持守的信仰基准。
在英国与苏格兰之间发生了与以上不同的冲突。清教徒试图完全改革英国国教,但遭到伊丽莎白女王及其继承者詹姆士一世(James I)和查理一世(Charles I)的反对。由于清教徒在国会的影响很大,因此能与皇室对抗,但最后这场对抗演变成战争。战争的起点是在苏格兰,因查理一世想强迫苏格兰长老会接受主教制,遭到后者的坚拒。查理一世想用武力镇压反抗,却受到国会中清教徒的强烈反对。结果是1649年国王战败,被俘,被国会送上断头台,其后九年就由克伦威尔(Cranwell)当政。但克氏去世后不久,查理二世(Charles II)登基,遵循其父查理一世的政策继续治理英格兰和苏格兰。此时英国的清教徒受到压制,但苏格兰人却奋起以武力反抗查理二世,从此展开了游击战。所谓"盟约者"(The Covenanters),乃因共同立约要为"耶稣基督的王权"(Crown Rights of Jesus Christ)争战而获名。他们一直坚持奋战下去,即使查理二世的弟弟,罗马天主教徒雅各接替其兄即位也未能止息他们的对抗。直到1688年雅各王被迫退位,奥伦治王子威廉(William, Prince of Orange)继承王位,他们才放下了武器。
改革宗传统虽然有其坎坷争议之处,但它在世界上具有正面积极的影响。十八世纪时,它在世界福音复兴中就占有中心地位。如1700年在苏格兰的复兴运动是由于汤摩斯·波士顿(Thomas Boston)以及清教徒之著述而产生。其中《现代神学的精华》(The Marrow of Modern Divinity)一书鼓吹加尔文派信仰,影响巨大。这场复兴逐渐与英格兰在乔治·怀特菲德(George Whitefield)领导下的大复兴汇合。在美国殖民地,约拿单·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参与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这场运动也与英格兰的大复兴息息相关。在所有这些运动中,加尔文神学乃具最根本的影响力。
近代的改革宗传统 在大不列颠群岛,改革宗传统继续结出累累硕果。其中最重要的教会事件是绝大部分人脱离了苏格兰教会(Church of Scotland),成立了苏格兰自由教会(Free Church of Scotland)。尽管直接原因是反对赞助者强迫牧师对会友的权力,根本原因则是因为苏格兰教会已大规模地放弃了改革宗的立场,而那些渴望持守这一立场的人就坚持主张他们有自由选择自己的牧师。这一要求被否决后,他们就退出成立了自己的宗派。但改革宗信仰的影响不仅只在教会范围内有所行动。当时产业革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变化,工场主普遍残酷地剥削工人。英格兰的安东尼·阿希理·库珀(Anthony Ashley Cooper)、谢福斯白瑞之第七伯爵(the Seventh Earl of Shaftesbury)、汤摩斯·钱模士牧师(Rev. Thomas Chalmers)等人大力奔走,促使国会立法保护工场工人,矿工,和残疾人的利益。这些领袖大多数都极力赞同加尔文信仰。到该世纪末不少持同样看法的人进入了英国国会,为其他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立法负责。
以改革宗观念参与社会和政治的惯例被带入美洲。长老会和改革宗教会许多人参与了废除奴隶制的运动,近年来对民权运动和其他类似运动更是非常热心。
改革宗传统向来积极支持教会信徒的教育。加尔文坚持对教会青少年进行要理问答的训练,并建立了今天的日内瓦大学(University of Geneva)。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John Knox)参照这一教育模式,在所著的《第一训诲书》(First Book of Discipline)中提出了有关教育的条文。在荷兰,莱登大学(University of Leiden)是按照这一教育思想成立的;在法国则据此设立了数间神学院。美国受同样教育传统的影响,建立了哈佛和耶鲁(Harvard & Yale)等大学。
改革宗传统在西方文化占有重要一席,西人的思想和生活的各部分都受到它的深刻影响。可是逐渐地,它的许多贡献被世俗化,信仰上的根也被抛弃忽视。因此人们不禁要问:西方社会的现况是否就是这种拒绝信仰根基,以自我中心取代"万事为荣耀神"的后果。